该拿一日奥运迷怎么办? 「台湾之光」感人但暗藏问题
● 林佳和/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奥运当下,体育运动的魅力,当然无远弗届。高尔夫巨星老虎伍兹(Tiger Woods)说,以前一百个白人跟追黑人,我们说这是3K党,今天其实是跟着他逐洞追星的球迷们。爱国主义盛行,人人帮自己同胞加油打气,区分我者他者,纳入与排除,其实人之常情,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一书的第二版中,在最后加了一段增补告白,以世界杯足球赛为例,说民族主义即便是塑造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但不代表它的某些表征与要素不存在啊,特别是来自于某种天性与情感的产物,运动赛事,正是其例。
没有媒体 没运动热
系统理论大师鲁曼(Niklas Luhmann)观察社会抗议运动,曾说,如果没有媒体报导,社会抗议仿佛不曾发生一样。某个程度,奥运掀起的全台热潮,相去不远:如果没有媒体转播报导,特别是鲜明的、如同亲临现场般的观看(viewing),对台湾人而言,奥运仿佛不曾举办,激昂的竞技过程,仿佛未真正发生。运动社会学向来认为,今日蓬勃的运动全球化,取决于两个条件:全世界一致的、大家都接受的运动规则,胜负清楚,无可辩论,以及公众的观看,在当代,没有借由媒体中介的「外来观众之观看」,进而形成某种公共性,运动之普世化无从发生,那些迷们粉丝们的激情,也会销声匿迹。体育运动,之于台湾的公共生活,如果没有媒体的转介与播送,不知是何意涵?
▲ 运动社会学向来认为,今日蓬勃的运动全球化,取决于两个条件:全世界一致的、大家都接受的运动规则。(图/路透)
大家当然可以讨论,说林昀儒在2020东京奥运第6局的不知第几个赛末点,为何蒋澎龙教练要喊暂停?这是我们一般凡人的乐趣,就像德国名教练柯贝尔(Karl-Heinz Körbel)的名言,其实吾人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试图在教练身上找出责任,但其实无妨,无伤大雅,找出某种代罪羔羊,见怪不怪。
但说穿了,台湾社会突然冒出这么多运动迷、奥运粉丝,某个程度是拜媒体之赐,不仅是传统文字电子媒体,还包括人人带机上阵的自媒体,交互作用,好不热闹。以3年前的2020东京奥运为例,永不甘寂寞的富商要求金牌该索拿一亿(当然是从国库而非郭库),艺人说到帝宝来享受尊荣全席吧,财经网红微怒评说羽球怎么会这样打呢,台湾运动世界激情喧闹,仿佛为奥运而活,无奈是个典型炒作下的热潮假象、至少不是全貌。
运动作为当代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没有真正贯穿入台湾人的社会生活,至少没有像奥运期间看来如此,其实相距甚远。这是个一头热的类蛋塔风潮,人人朗朗上口,热情洋溢,却未必知晓体育运动对个人与公众之意义,在单纯刷存在感、务必赶上当前话题之外。有位艺人说:我一日运动迷我骄傲,如果没有我们一日运动迷,哪来的政府与社会支持体育?绝无诋毁一日运动迷的意思,一日运动迷没有什么不对或不好,然而,就社会常态而健康的运动发展而言,一日运动迷真的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交错也每四年来一回的世足赛,台湾人的短期高度激昂与热情、加上结束后瞬间快速的冷却,在在证明这一点。至于来胡闹的一日来乱运动迷,既为项庄舞剑,那就只好去瞧瞧谁是沛公惹。
▲ 运动作为当代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没有真正贯穿入台湾人的社会生活,至少没有像奥运期间看来如此,其实相距甚远。(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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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类型的运动迷
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教授Jason Brennan,在他2016年的著作中,Against Democracy(反民主),把民主时代的公民,分为三种人:第一类叫Hobbits,可爱的哈比人,这类人通常对政治无感,也没有什么理解,对于大多数的政治问题,他们没有清楚的见解,事实上,因为无感,所以通常也没有答案,觉得还是过自己的日子重要。一般而言,他们无视于当前的政治事件与发展,也不具备起码的素养与资讯去判断,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这类人通常只有非常粗略的认识,也尽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督促自己少碰政治为妙。
第二类人,在Brennan教授口中,称之为Hooligans,流氓,他们是政治领域中狂热的运动迷,形同欧洲常见的足球流氓。他们通常有非常根深柢固且不会动摇的政治态度,有能力侃侃而谈自己的看法,但却不清楚或根本不知道有其他不同的见解。流氓们不忘带有成见的接收资讯,而且只相信符合他们成见的那些东西,如果不是,他们会选择忽视或指控一定别有用心,一定是假讯息,必然来自1450。这类人对自己充满自信,自豪于自己的知识与理解能力,事实上,他们的政治态度就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对于意见不同的他者,流氓们通常认为这些家伙不是蠢、坏、就必然是自私自利,或根本无知的被误导。
▲ 在Brennan教授口中,「流氓」的政治态度就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对于意见不同的他者,流氓们通常认为这些家伙不是蠢、坏、就必然是自私自利,或根本无知的被误导。(示意图/取自stocksnap)
第三类人,Vulkanier,星际争霸战中的瓦肯人,他们理性且专业地思考社会事务,只相信经过证实的事情,也会试图从社会科学或哲学去论证自己的见解。瓦肯人有能力去对话不同看法的人,即便改变不了他们,也会让对方理解不同的观点。这类人对政治有兴趣,但通常没有特别的热情,以便让自己没有成见地、理性地去看待世界,也不会把不同看法的人,认为是蠢、坏或自私。
有趣的是,如果把Brennan教授说的「政治」,置换为这里的「体育运动」呢?平日的台湾多数人,其实是可爱的哈比人,对于社会周遭的运动发展无感,少有关心,运动向来不是生活中的重要事务,亦非日常关注的资讯焦点,他们可能热衷于每日赖来赖去健康讯息、如何养生与成就赚钱人生,但运动何干。深怕家中孩子沈迷其中,耽误美好前程,将有兴趣从事正规运动训练的子女,斥之为那是不会念书或家庭辛苦的孩子才该去的,平日之兴趣、休闲、认同,多与运动赛事无关,综艺型的政治或演艺事业与人物,反而多吸引其关注与投入。
▲ 台湾许多家长将有兴趣从事正规运动训练的子女,视为是不会念书或家庭辛苦的孩子。(示意图/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大会提供)
一旦有奥运或世足赛的激情场合,不少人会跟风、热情洋溢地跟着「运动消费」(sport consumption),形同另一种政治娱乐或政治消费主义,吊诡的是,消费的往往不是运动竞技本身,而是消费由其所激发的某些延伸:帅,酷,鲜肉或美女,英雄英雌形象,感人肺腑的过往陈事,人生励志,或甚至国族民族主义。
台湾没有运动流氓 却也少了真正的激情
还好,台湾的运动场域,并没有出现所谓流氓。就以Hooligans、足球流氓这个原生字来说,在历史发展中,它指的是「多数为年轻男性所组成之,通常在足球比赛或其他重大运动赛事的脉络下,与敌对的团体或与包括警察在内的安全人员,进行斗殴与厮打之群体,这些群体可能是随机组成,亦可能为事先约定或甚至来自于持续存在的组织,他们常以所谓蹂躏破坏主义自持(所谓Vandalism),以暴力攻击第三人、强调激动与惊恐,自视其行为,叫做凶悍男人们间的决战」。
Holligans的出现甚早,也不是在足球场上才看得到,其他像冰上曲棍球、橄榄球、美式足球、板球等竞技场上,时有所闻。足球流氓当然不好,吊诡的是,如果没有深入社会生活的竞技运动,其实不会有流氓们的诞生,也同样不易滋生极端足球迷(Ultras):与目的在于挑衅斗殴的足球流氓不同,Ultras之目的在于看球、为自己心仪的球队加油,死忠是其特征,通常是有组织的群体行动,台湾除了中华职棒以外,大概不见这种Ultras身影。
▲ 如果没有深入社会生活的竞技运动,其实不会有流氓们的诞生,也同样不易滋生极端足球迷。(图/达志影像/美联社提供)
上届的东京奥运期间,台湾没有这种Hooligans或Ultras运动迷,以后也应该不会有。没有定义下的流氓,或许可以庆幸,但一方面,这同时反映社会对运动赛事的普遍冷漠,它不会真的引起激情,另一方面,如果滥用竞技运动舞台,只是在遂行极端式的纳我排他,非我族类,仇视及语言霸凌支持运动对手的他人,宣泄战狼作风,那就真的等而下之了,没有真的足球身影之足球流氓。
奥林匹克主义,无异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Idealism),学者David Kanin说,运动竞技,是国际关系中理应最边缘但最公开的形式,吊诡的,在黑白分明的过程中,往往能提供最完美的答案。完美的,应该是更快、更高、更强 (Citius,Altius,Fortius),而不是那些运动流氓出口成章的,沦落为更狠、更凶、更绝。邦乔飞(Bon Jovi)1986年的名曲,You Give Love a Bad Name,一些运动流氓们,即便只是借由言语文字,透过网路与平台,也Give Sport a Bad Name。
运动迷,其实可以是瓦肯人:我们可以开始学习,认识运动竞技对于人生的意义,学习运动技能而享受其乐趣,更重要的,视之为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沟通的重要形式。诚然,没有人参加运动赛事,意不在争胜夺牌,竞争,个人不清楚是否为资本主义下的天性──早期运动社会学者总喜欢拿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述说为奥林匹克主义的思想缘起,但争胜得利,至少是人性所趋,无可厚非。
▲ 奥运成绩亮眼,不代表这个国家社会运动发展得好。图为2020东京奥运期间,韩国射箭男团选手吴真赫邀金银铜3队一起自拍 。(图/路透)
然而,奥运成绩亮眼,不代表这个国家社会运动发展得好,同理,没牌可拿,也不意味运动推展失败,运动生活无关紧要,两者不能划上等号。1960年罗马奥运,法国得牌挂零,在巴黎,国会要求专案报告,媒体呼吁政府要组织专责调查委员会,名目叫做Affaire Olympique,奥运惨案,在今日,徒为陈年笑谈,断不能认真以对。
在欧陆,因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展,近代配合工厂而生的新兴都市化,「周日期间让工人阶级得以运动养身、维持再生产」,成为工厂主重要任务。与工厂聚落息息相关、紧密与工人住居地紧密结合的运动俱乐部,油然而生,在地,直接与社区、地方相系,产生认同,开始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
深入邻里社区的运动俱乐部才是关键
时至今日,欧洲人从小就加入旁边的运动俱乐部,学校体育并不重要,每日早早下课到俱乐部体验、学习与训练各式运动项目,进而参加竞技,成为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当然,人各有志,兴趣与能力各殊,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高强度的顶尖竞技,事实上也不需要。奥地利的自由车金牌不是在辛苦训练之余,还跑去研究一下数学,而是在本业数学以外,同时践行生活中一样重要的运动啊!透过如此结构,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能与体育运动交集,国际竞技成绩?说不重要,其实会自然而生,身为运动迷?不如先成为运动领域的行动者吧!
▲ 在2020东京奥运夺金的奥地利自由车选手Kiesenhofer本业是数学博士,在洛桑大学服务,骑自由车目前只是她的兴趣。(图/路透)
以德国足球为例,2021年中统计,共有706万人登记为会员,在全国2万4301家有足球项目的运动俱乐部中,共组织12万8782支各级球队,共4万4821位裁判参与执法,4862位教练及数不清的训练员(Übungsleiter),整年度预计有超过44万4千场比赛。理解其中的意涵吗?每10个德国人,就有接近一人,直接参与足球竞技,可以想像如何卷动社会对于运动的投入与关注。
这还仅是足球而已,德国前几名的运动项目,游泳、网球、田径、体操、手球,都有数十万至数百万的人参加训练与竞技,也许多数人表现得不怎么样,但,这就是运动之于社会生活的意义。没有成绩,不能为乡里或国家争光,没有拿奖牌奖座来与仕绅高层合影,不会有奖金与奥援,运动推展就没有意义?平日安忍寂寞,只待一日扬眉吐气,成为台湾之光?虽然感人,但其实隐藏结构性的问题。
台湾政府部门该做的,就是试图建置类似的结构,不再让竞技运动继续小众,只能聚焦于少数「有希望」、「有机会夺牌」、「可以拉入黄金计划」的顶尖者,而是扩大基盘,让运动走入国民生活,不是只让「运动画面走入国民意识」之中,别再一根木棒,而是真正金字塔的竞技体系。然而,真正关键,还是在社会,还是在于人们。 没有让运动渗入每个人的生活领域,作为重要媒介,就不会有意识与文化产生,那么,我们就只能每四年、每几年共同发作一次,只停留在媒体牵引下的运动消费、消费运动。该拿一日奥运迷、短期运动迷怎么办?也许,奥运结束后,剧力万钧的竞技运动从电视萤幕消退后,才是考验的开始。
▲ 奥运结束后,剧力万钧的竞技运动从电视萤幕消退后,才是考验的开始。(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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