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课纲设定与教科书审查（纪俊臣）

（图／本报系资料照）

近些月来，对于108课纲的讨论，成为舆论的聚焦之一；唯讨论的作者皆未见有担任教科书的主编，或许是因考量书商的未来，致未便出声，或许是因有过「审查的灾难」，不想再有二次伤害而噤若寒蝉。由于有些论述似是而非，本文乃以曾任某书商教科书主编的身分，谈谈编写教科书深受108课纲的苦难，以就教有关同好，乃至教育主管部参考。

课纲系根据高级中等教育法第43条，国民教育法第34条，由教育部提请行政院长聘请课审会委员审议通过。依上揭二法规定，课程纲要之研究、发展、审议及其实施，应秉持「尊重族群多元、性别平等、公开透明、超越党派之原则」，足见课纲的设计系本诸学理所为之课程规制。但现行课纲与早先的课纲比较，会发现有很大的翻转，美其名为提升学生之「素养」。但情形是否如此，不论党派的大学教授皆可明确的说，国内大学生的素养不仅没有提升，而且是在下滑，简值是在沉沦。这是事实，谁敢否认?

对于课纲的台湾主体性规画，究竟政策目标为何？固然不用多费口舌，但台湾主体性的真正意图为何，则有探讨的必要。就学理而言，课纲应以中华民国宪法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强化台湾主体性的文化价值，始可谓符合宪政主义的课纲，但当今108课纲根本背离课纲的学理设计，真不知课审会委员当初在教育部长唯我独尊强制通过得心情如何？认为这真能提升中小学学生的公民素养吗？

由于课纲的偏颇，编写教科书谈何容易？记得过往的教科书主编多半是学界巨擘、望重士林，但当今教科书主编是个苦差事，望重士林的学者已视编着教科书为畏途。主要的原因，就是课纲是唯一的依据，绝无妥协余地，以致编写教科书就如同在填充或申论课纲规范。在马英九执政时期，编写一本完全是法律课程之高中教科书，聘请在大学著作等身的教授，最高法院庭长编写课文，皆可能被完全外行的教科书审查委员退件，而这些退件理由，编写教授看后，几乎完全不能接受，但在多次沟通后，至少审查委员还可通过付梓；然而至蔡英文执政之后，课纲完全翻新，令人不敢领教的是，马英九时期与蔡英文时期的不同课纲仅有三年的间隔，试问书商编写一册成本至少一百万元，在二、三年即换成完全走样的课纲，其成本如何回收？书商为回收成本，遂要求主编教授请高中或国中老师编写教科书，其目的就在能为编写学校使用，试问其水准如何提升？

在教科书编写水准已下滑下，主编教授的辛苦可想而知。但送到国家教育研究院审查时，看到尽是名不见经传的审查委员。不要说没有大学著作，有的根本是御用的高中老师，这是一个不要知识的课审会下的组织运作。有时回想审查过程，真有如在专制国家毫无著作自由的状态。教科书虽然是在如此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版，还好的是每年的大学学测或指考，题目还是颇有水准。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教科书著作过程。教科书很可能是学习者一生的知识启发，却因教科书本身地教条化，而使学习者一知半解。当今大学生的素养不佳，教科书是一大问题，而教科书出问题，就是审查委员「把关」不力的恶果。这些审查委员他们不要知识，只要迎合执政者的意识形态而已。

在此呼吁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当今大学生素质下滑，由课程的检讨，课审会委员的聘请，教科书审查委员的专业，全面的检讨，而且修法明定课纲多少年检讨一次，而不是政党轮替课纲也须大翻修。当然最重要的是，本诸宪政主义设计课纲和编写教科书，才是正办。（作者为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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