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原爆的新聞人（中）漠視人間煉獄的「新聞審檢制度」

广岛和平纪念馆中，原爆的伤者照片与相关艺术创作。 图／美联社

——8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文告

8月6日上午，第一枚原子弹投落广岛后，各报社接获通知：总统要于11点发布一项重要声明文告。白宫记者已经很熟悉这类通知，因此没有特别重视，但当总统的新闻秘书站起来，宣读最初几句话，读到「超过两万吨黄色炸药的威力」时，记者们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同，争相往出口的长桌推挤，以便拿到新闻稿，而后又抢用电话向报社报稿。新闻界对这个讯息很是震惊，几乎都以全版报导回应其重要性。

然而，在太平洋彼岸的广岛，尽管城市接近毁灭，死伤遍野，日本国内也只有《朝日新闻》在版面一角，以简单的字句揭露前一日的重大事件：「燃烧的广岛」、「看起来似乎受到一些伤害」——如此轻描淡写的原因，除了在第一时间日本政府与媒体皆无法确定伤害规模以及事件真相，也是因为处在日本战时新闻审检制度下，为了不影响国民的战斗意志，受害情况必须从简处理。

因此，就连美国白宫的声明也未见报端。日本官房长官迫水久常之所以明白那是一枚原子弹，还是同盟通信社收到白宫声明，打电话来向他报告的。但即使他与外务大臣东乡茂德都认为这是终结战争的好时机，军方仍不为所动。

标示出广岛原爆造成的受灾区域地图。 图／美联社

1945年9月14日，一名日本男子拉车走过长崎市区4英里外，在原爆后布满瓦砾的街道。 图／美联社

▌管控真相：GHQ的「审检制度」

而杜鲁门从照片中见到广岛原爆后的惨状，并非无动于衷，但依然决定准备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在此之前，美方印制了1,600万份传单提醒日本人民：美国拥有摧毁性炸弹，若有存疑，可以去了解广岛情况，并要求疏散撤离。

但美国传单还没散发，日本媒体即先行警告：《日本日报》表示敌方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使用了威力空前无比的新式炸弹，并以〈违反人道精神的道德暴行〉的社论标题大肆批评。

恰巧就在美国于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日（8月9日），《朝日新闻》也针对美军使用「新型爆弹」进行非人道复仇，提出批评；两天后，亦即8月11日，再以「惨虐」二字作为原爆事件的形容，但原爆实际造成的伤害与灾害影响，仍无法从报导中获得。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朝日新闻》控诉连连，长崎原爆的新闻仍未见诸报端。迟至事件发生第三天，亦即8月12日，才有讯息揭露，一样寥寥数语：「（受害的情况） 预计相对小」。

直至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政府对于广岛、长崎的报导限制才算解禁，然不幸的是，伴随美国召降与占领而来的，是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在日本实施的审检制度──原爆现场的实况及其影响的议题，再次被打入新闻禁区。

GHQ于日本实施的审检制度，起于1945年9月，终于1949年9月。最初仅是9月10日驻日盟军总司令（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SCAP）发布SCAPIN-16：防止透过报刊、无线电广播或其他出版方式传播不符合事实或扰乱社会安宁的新闻，然而此令也明确表示「应当对言论自由施行最小的限制」，亦即，只要言论是表达真实，不妨碍公共治安即可。然而，《朝日新闻》却在此令之下，因9月15日、9月17日的两则新闻，遭到禁止营业的处罚──其中一则新闻，即是日本政治人物鸠山一郎对于美国使用原子弹的批判。

《朝日新闻》于9月18日遭罚，隔日，驻日盟军总司令发布SCAPIN-33，正式实施「出版检阅制度」（プレス・コード），规定：不得对同盟国、占领（美）军批判，也不能引起人们对他们的不信任。

1945年9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透过广播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 图／美联社

1945年9月2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密苏里号航空母舰上签署日本投降文件。 图／美联社

实施审检制度的机关为民间审阅队（the 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 ，CCD），此组织隶属负责情报的参谋二部（G2）之下，其任务是对日本国内各类媒体形式与艺文内容就禁止原则与要点进行审查。关于原爆的报导，自是其中一部份──直至1952年，美军占领结束，一般国民才有机会看到有关广岛与长崎的灾难照片展示，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awer）即表示：正因如此，唯一的核战争体验国的国民，在核时代的早期岁月里，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民对原爆的后果更为无知，也更少有自由公开讨论他们的机会。

尽管，对同盟国来说，日本如此是自作自受──1945年9月，随着战时新闻限制解除以及战俘营的解放，日军对于盟军战俘的非人道对待成为舆论焦点，也激起了西方的愤慨。战争成败左右了是非对错的选边，尽管美国创造了一个可怕的怪物，一夕之间夺去超过十万人的生命，还有更多人性命危在旦夕，但这样的事实与真相，在这战争结束、急忙算帐的朦昧时刻，似乎不会成为桌上议论的卡牌之一。

对新闻工作者而言，追查真相、报导事实，自是他们的职责。然而，当日本总督麦克阿瑟出席东京湾受降仪式，跟着盟军一起进入日本的记者们，却选择相信盟军的说法而不跨出东京——因为海陆轰炸，日本本土交通线断，出入东京很是困难；但即使盟军不这么说，这数百名记者仍然会服膺于当时的主流新闻判断，留在密苏里号战舰上报导日本正式投降。

唯有两名记者例外，澳洲记者威尔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即是其一。他听闻广岛原爆的消息时，便很想亲赴现场采访，于是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先遣队一起在东京湾的横须贺登陆（比盟军还早上几天），到达东京后，再想方设法前往广岛。这时，他身上只有七天分的口粮、一台打字机与一把黑雨伞。尽管曾被警察拘捕、怀疑，但经警察局长引导，伯切特才能前往收容原爆患者的医院采访，并坐在距离震源不远处的碎石上用破旧的 Baby Hermes 打字机写出自己的见闻，最后在日本记者中村的协助下，以摩斯密码的方式向通讯社发出一千余字的报导。

伯切特的这则题为〈原子瘟疫〉（The Atomic Plague）的报导，几经波折，才让审检员放水通过，得以原封不动于9月5日伦敦《每日快报》头版上刊登。这文章曾被视为第一篇广岛原爆的现场报导，·伯切特也因此成为谈述原子弹辐射与放射性落尘影响的第一位记者（后被证明并非第一篇也非第一人，将于下一篇文章详述）──

伯切特除了描述广岛市内的惨况、提到放射线对土壤与环境的影响外，也在原爆收容所探查，并采访医生后，描述放射线对人体造成的影响。

澳洲记者伯切特关于广岛原爆的报导，以〈原子瘟疫〉为题。 图／欧新社

在长崎原爆中受害的伤者。 图／美联社

需强调的是，威廉‧劳伦斯亦于同一天（9月5日）于《纽约时报》发表的报导，仅只是强调广岛受到的破坏，以及横尸遍野，每日死亡百人的惨况——如前文所述，威廉‧劳伦斯与军方合作了半年，是原子弹的见证者，却迟至9月，才发出他个人的第一篇原爆报导。

伯切特抵达广岛时，新闻审检制度还未实施，报导发布后，便引起美国高层的愤怒。9月7日，他才刚抵达东京，便发现美国官员在帝国饭店举行记者会反驳他的报导，他穿着邋遢前往现场，与未曾到访广岛的官员们对质。

「恐怕你已经成为日本政治宣传的牺牲品了。」曼哈顿计划副指挥官法雷尔准将说完，坐了下来，记者会结束，走路跌跌撞撞的伯切特也被送到医院。他的白血球浓度低于正常值。

隔日，《泰晤士报》以头版文章反驳伯切特提及之辐射致死问题：「日本人继续他们的宣传，旨在创造我方胜之不武的印象，从而试图为自己制造同情。… 因此，一开始，日本人描述的『症状』听起来就不真实。」此文作者即为威廉‧劳伦斯，他引用日本放射科医师的说法后，强调在原爆后，日本的核科学家与放射线专家就已到广岛进行采验，但美国专家尚未进入研究，因此，当下只会有日方专家的说法。威廉‧劳伦斯在此时，仍是美方的喉舌。

此外，就在伯切特报导见报这一周内，曼哈顿计划高层多次公开抨击辐射危害人体的说法，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与其副手法雷尔准将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声明，同样是将伯切特的报导归为「日本宣传」，断然否认原爆会在人体残留辐射副作用。

伯切特的报导就如此被边缘化，但他的险路并未因此到达终点：就医期间，相机不翼而飞——内有广岛现场与受害者的照片——他的入境采访证也被撤销，遭到驱逐出境。尽管与他一起在太平洋战争中相处的海军朋友介入并改变了这个决策，伯切特依然离开日本。

1945年《纽约时报》关于广岛原爆的报导。 图／《纽约时报》报纸影像

左：2013年，长崎原爆幸存者谷口棱晔（Sumiteru Taniguchi）举着他在原爆6个月之后的照片，伤势依然严重。右：长崎原爆幸存者松尾幸子，手举她在原爆中死亡或失踪的亲属照片，上排左起：父亲、姐姐、两个弟弟；下排左起：嫂嫂、两个姑姑。 图／美联社

▌长崎报导：「X病」

也是在这个时间，美方组了一个包含广播电台、通讯社及纽约时报在内的记者团前往广岛「快闪」采访，当他们于9月3日抵达广岛时，看到伯切特还很惊讶，想着自己的「独家」就如此没了，但也没有深入采访，就迅速离开这座城市。而伯切特的报导见报后，GHQ便开始禁止同盟国记者进入日本采访，并限制核话题的讨论。而审检制度也于此际于日本境内开展。

新闻工作者的国族身份，对其报导原爆的角度与立场，是否有所影响？从伯切特与劳伦斯两个不同国籍身份的记者身上，似乎难以得到充分验证，更别说劳伦斯从一开始的立足点就与他人不同，幸运的是，还有一个美国记者同样对原爆现场深感兴趣，几乎与伯切特同时离开东京，目标则是长崎──即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乔治‧惠勒（George Weller）。

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时，乔治‧惠勒正在重庆。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美国陆军行动，甚至因其战争报导而得到普立兹奖。在8月下旬，惠勒到达日本，在采访完受降仪式后，即因关切原爆受难者的遭遇，便经由鹿儿岛往长崎前进──此前，他已知道有剧团演员因广岛原爆死亡的故事。彼时，长崎受到管制，惠勒只好伪装成军人的身份以突破重围。与伯切特相同，惠勒亦发现了辐射的副作用，并以「X病」来描述它。

乔治‧惠勒每天可以写完一到四篇的报导，但稿子都在通往东京的列车上遭日本宪兵拦截，送到美军司令部主任检阅官手上。而《芝加哥每日新闻》也未曾刊载。直至惠勒2002年去世后，家人发现他于长崎采访的稿件，便将这五万五千字稿件集结出版。

右图《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乔治‧惠勒（George Weller），左图为其当时在长崎写的新闻报导。 图／KEN LOPEZ BOOKSELLER

尽管乔治‧惠勒与其家人认为，这是「麦克阿瑟」治下的审检制度所为，但日本学者繁泽敦子却指出，惠勒的稿子其实有顺利通过日本审检员的检视，因为他当时们对于核辐射尚一无所知，真正扼杀长崎原爆现场报导的，是美国外部或自我的审检机制。

「美国的军队与新闻，犹如一起抚育成长的兄弟关系。」美国传播学者麦可斯．威尼（Michael S. Sweeney）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媒体耙梳指新闻史后指出，即使美国宪法保障新闻言论自由，但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都有新闻审检的制度，即使没有外在的制度限制，新闻媒体也有自我审捡的反应与压力。他以珍珠港事件后记者的反应为例，「国内记者一部份出于爱国心，一部份不愿背负违法的责任而服从自主审检规定那样，随军记者与读者也不想要破坏与军队高官的感情，而自我审检。」

乔治‧惠勒之子安东尼‧惠勒（Anthony Weller）在《首到长崎（First Into Nagasaki: The Censored Eyewitness Dispatches on Post-Atomic Japan and Its Prisoners of War）》中，列举父亲于1940年代对于审查制度的各种批判，不论是强调人们不想被愚弄，想要听真相，或是在提到「所有审查都是为了宣传」。而在1947年惠勒甚至以〈如何成为一个审检员（How To Become A Censor）〉一文，批判审检制度对于公众知情的有害性：

他还提到自己认识的一个审查员在战争时期受到相关训练，以便在日本投降之后能派上用场──这个身材高大精瘦的中校，将惠勒在长崎采访书写的成果一发又一发地打入黑暗中，当战争都已经结束，他仍将这份文件深锁在「归档且遗忘」的上层抽屉里，直到所有心血都报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亚利桑那号战舰受袭沉没。也正是珍珠港事件后，许多美国人便以此来合理化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行为。 图／美联社

1954年，日本东京大学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核物理委员会成功组装出可变加速度的回旋加速器。 图／美联社

必须补充的是，尽管惠勒对长崎居民承受的痛苦印象深刻，并基于新闻记者的职责详尽报导，但他从不对美国投掷原子弹的作法表示任何意见，小心翼翼地保留自己的评论──事实上他对毁灭与浩劫的观念随着采访的推进而不断修正：一开始他接受的是官方的说法，后来见到美国战俘又有不同的想法。

惠勒认为记者的任务是发现真相，然而美国人时常简化政治，以致于要寻找情感上的、政治上的是非对错，但这并非记者的工作。不过，对于长崎的经历，惠勒始终感觉复杂，例如，他会在文章中诚实表达自己「虽感到遗憾，却无后悔」的感受－－因为，日本军队在战前战后的毫无悔意令他恼火，他也替战争中死伤的无辜百姓叫屈。于是反问：若是日本先发明了原子弹，难道不会使用吗？为何要叫嚷「不公平」？

话虽如此，惠勒仍认为一码归一码，就算他是个美国人，也不会原谅麦克阿瑟与美国政府对于长崎民众的忽视，在缺乏医疗援助的情况下，不该死去的人们死了。他在1984年的信中写道：「每个将军都想要名流千史，但麦克阿瑟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会不择手段…『他的四年战争』竟是由两颗于他毫不知情下准备、未经他指挥的炸弹轰炸而打赢，这件事让他暴跳如雷，麦克阿瑟决定尽全力从历史上消抹──或至少是借由审查制度而弄得模糊不清──平民百姓深受辐射效应的重要人类教训。」

伯切特的感受不同，但他对于历史的教训亦有其想像。他在1980年7月9日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上提到，在造访广岛后，他感觉自己见到的二次大战的最后时刻，将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上百城市的命运。如果这还不会使一个记者朝正确的方向去形塑历史，又有什么能做到，或应该做到的呢？

在广岛原爆的一片废墟中发现的手表残骸，上面的时间停在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5分，原爆的那一刻。 图／美联社

责任编辑／周慧仪、林齐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