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年輕人低薪的根源何在？

台湾年轻人低薪，一直被国人所诟病，甚至被认为是「少子化」国安危机的最重要原因。记者许正宏／摄影

台湾年轻人低薪，一直被国人所诟病，甚至被认为是「少子化」国安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低薪是大部分服务业的普遍现况，除了金融业等少数以外；但服务业却是台湾多数年轻人必须无奈选择的行业─能到高科技制造业（如台积电）领取高薪的毕竟是少数。

然而，台湾服务业低薪，其实是最近十年才出现的现象。依主计总处统计，2013年服务业平均月总薪资是46,756元，高出制造业的45,448元有1,308元；但五年后已些微落后制造业240元，到2022年落后程度加剧为3,619元。若只看服务业中就业人数最多的「批发零售业」（约200万人），2013年就已落后制造业3,199元，到2022年落后程度扩大到8,413元，恶化之态势相当惊人。

如何解读服务业落后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会认为，是疫情增加全球对台湾资通讯产品需求，所以制造业薪资快速提高所致。也会有人认为，是台湾服务业受限于市场规模，难以投资自动化创新、生产力成长迟缓，才导致薪资落后。两种原因都有其道理，但若看到2014年发生「太阳花学运」，导致「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无法生效，使台湾服务业无法大幅纳入对岸为经济腹地、扩大市场规模，也被认定为第三种原因。

为何如此？我们对照台湾和爱尔兰两个岛屿型经济，两者都依赖身旁的大型经济体─台湾要依赖对岸，爱尔兰则要依赖邻近的欧盟国家。台湾的制造业出口，只要缴交关税，基本上可以出口到全球各地，就和爱尔兰一样。但服务业呢？爱尔兰属于欧盟一员，因欧盟「单一市场」政策，其公民可到其他欧盟成员国自由就业，如同在国内一般，所以整个欧盟都是爱尔兰服务业的腹地。作为一个岛屿的小型经济体，许多高薪服务工作必须到其他欧盟成员国才能获得，导致爱尔兰到欧盟就业的劳动力占比高达8.8%，远高于欧盟整体的3.8%─即使爱尔兰的「人均经济生产」已显著高于欧盟整体达到一倍以上。

若我们简化地将大陆纳为台湾的腹地，依爱尔兰比例推估，台湾也有8.8%劳动力在对岸工作来获取较高薪资（「服贸」中对岸开放许多高薪的专业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那么2022年应有104万人在对岸工作，但实际上该年仅有约18万人，足足少了86万人；即使以疫情前2019年台湾在对岸工作人数39.5万人来看，也少了64万人。

如果有60万服务业劳工，真的到对岸赚取台湾服务业平均二倍的薪资，简单估算其结果，就发现可提高整体服务业平均月总薪资7,000元台币，不仅完全弥补对制造业3,619元的落后，还反而领先3,400元左右。所以，在我们挡下两岸服贸协议之下，似乎也挡下了服务业提高薪资的机会。

这种推论，虽可能因一些简化而产生误差，但大致上可以看出，一个小型经济体拒绝邻近的巨大市场之下，就必须付出相当显著的经济代价。也许在政治上因维持了更大的自主性而有所获得，但也必须理解到底付出了多大的经济代价。若还是愿意承担这种代价，那继续领受服务业低薪，应该就没啥好抱怨的。

若不要低薪，却又不要大陆的服务市场，那就必须找到可替代的市场腹地。和东协或CPTPP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来获得对方的服务市场开放，是可以扩大市场腹地、部分替代对岸的市场；但在两岸关系不佳之下，对岸到处杯葛围堵，台湾根本无力突破现状。因此，即将上任的赖政府，要解决年轻人低薪，不针对低薪的服务业拿出药方，却强调要推动多数年轻人只能望梅止渴的五大「信赖产业」（半导体、人工智慧、军工、安控、通讯），有可能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