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防疫保单之乱的根源

工商社论

新冠疫情发生至今两年多，政府从疫情之初就严密防守，尽可能避免疫情冲击产业和经济，包括各式纾困方案都缘由于此。令人意外的是，疫情演变到如今阶段，反而因防疫保单之乱衍生金融稳定问题，细究责任，政府、保险公司和民众三方都责无旁贷。

先前疫情指挥中心曾指，如果以香港或纽西兰染疫率16％估计，台湾染疫总人数将达约370万人，但不计算寿险，单以产险业目前已售出的600～800万张防疫保单来看，基本架构都包含了隔离和确诊理赔两部分，因此370万人确诊，除了对防疫险的确诊理赔形成沉重压力，另有多少保单会因隔离出险，目前看起来更是难以估算的黑数。加上国内产险出售的防疫险并没有安排再保，等于损失完全自负，一旦有产险公司真的赔不出来而破产，整体金融市场都会笼罩在保单理赔乌云下。

会产生这场防疫保单乱局，归根究柢还是回到保险公司本身的错误。首先，保险公司都有精算部门，计算保费收入和承担的风险是否相符，保险公司固然可推责到政府防疫政策转弯，但事实上，并没有人保证防疫政策会永远不变，保险公司商品在设计时所以要经过精算，本来就应该假设在各种情境下，保守精算保单可能的风险和可出售的胃纳量，且这应该要和保险公司的财务相符。在保费的设计上，也应该是较高的保费才能提供较多的保障。

可是很显然，台湾的防疫保单并未依循应有的游戏规则，反而是草率走上「以小搏大」的博弈逻辑，以多数防疫保单为例，都是单一价格、定额理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市场第一张防疫「神单」，即2021年由台产首发的防疫保单，设计一张500元保费，但投保人被隔离或确诊就理赔10万元的保单。用500元去「拚」10万元，这是对人性的考验，也是对保险公司本身运气的考验。在当时防疫政策还是拚清零的环境下，台产这张神单就赔了19亿元，以此估算，不难想像目前与病毒共存的环境下，保险公司面对的压力有多大。

当然，保险公司在销售防疫保单时，也未必完全不清楚相关风险，但一方面是来自「同业有，自己不能没有」的压力；另外也有来自业务员的压力，即人家这张保单好卖，为什么我们没有；最后则是来自客户对于别家有、你们为什么没有的压力。三重压力下，第一个乱象就是保单设计基本抄袭比照，且大家都是抱着多卖多赢的态度，完全把可能的风险抛诸脑后。

第二个乱象则来自政府。首先，有了台产的前车之鉴，金管会对于各产险后续推出的防疫保单，只有政令要求必须符合风险试算等，但没有严格设限或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先做情境和压力测试；对于重复投保，金管会也是放任业者自行决定。一直到问题愈滚愈大，金管会才从原本保护消费者的角色，回神到监理机关，并提出紧盯RBC、金控母公司出具增资承诺书和必要时允许动用准备金等方式补破网。

至于卫福部政策朝令夕改，当然也是在这波防疫保单之乱中被千夫所指的对象。不过平心而论，卫福部不是金管会的下属单位，管得又是防疫而不是金融，在这场防疫保单之乱中，顶多可以说卫福部没有妥善沟通，而且很多做法如确诊的判定、隔离匡列方式等，以致引燃防疫保单的诸多乱象和争议。

最后一乱则是回到道德风险，也就是人性。保险的本质是提供保障以减少损害，可是在这波防疫保单之乱中，疫情的轻症化导致防疫政策的不断调整和保单设计漏洞，让投保人忘却保险的本质，而是用赌博、赚钱的心态去拚出险。甚至有人投保后故意循确诊者足迹，希望自己染疫或被隔离；更不乏有人确诊后「炫耀」自己和家人投保了多少张防疫保单、取得多少理赔金。这样的思维，与保险存在的理念大相迳庭，也是可能压垮保险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整体来看，目前已全数停售的定额理赔防疫保单，就是一辆先天设计错误、刹车失灵的汽车，出场时又没有品管人员（金管会）检测，加上疯狂的驾驶（投保人）和九弯十八拐的道路（防疫政策），想要不失控，真的无异缘木求鱼。

卖出去的保单犹如泼出去的水，如果后续疫情降温，或卫福部将新冠由法定特殊传染疾病降级，或许可以降低产险公司理赔压力，但对于投保人、保险公司和金管会来说，都应该从防疫保单这一堂课记取教训；毕竟，保险不是赌博，万一保险公司因而面临倒闭，不但影响民众原购买其他保单的合法权益，甚至冲击金融秩序的稳定，恐怕全社会都必须共同付出更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