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从疫情防治看政治危机管理
究竟是「疫情之所在，政治危机之所在」，还是 「政治危机之所在，就是疫情之所在」。
综观当前全球疫情的严峻形势，此次卷土重来的新冠变种病毒，已经让印度政府误判疫情，燎原之势造成变种病毒株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最直接的受害者，则是坚持要在7月下旬举办东京奥运的日本政府。由于这一波的疫情来势汹汹，就连台湾都无法置身事外。在疫情防治围堵之际，在513大停电之后的两天，后续政治效应尚未来得及发酵之时，行政院在5月15日就宣布，台北市和新北市进入第三级的防疫警戒。
新冠疫情的防治，是个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复合型问题。前者像是医学与护理学、流行病学、细菌学、公共卫生学、乃至于药品和疫苗的产业链；而后者则例如：人口的结构与分布、以及相关的数据与统计（性别/年龄/经济收入/健保病史/职业类型/工作地点/户籍所在地）。
有鉴于这种多面向的政策「超级难题」，涉及到不同动机与利益、多元的政治行动者，「人与事」、「科学与证据」、「政治与政策」、「中央与地方」，乃至于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冲突，可谓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因此，在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候，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只在一线之间；很不幸的，新冠疫毒就属于这种「就算可以被管理，也无法被控制」的政策难题。
在台北市和新北市进入第三级的防疫警戒之后，比较不为人所注意的就是，中央与地方对于物资分配能力和权力、尤其是疫情资讯的严重不对称。由于「资源在中央，责任在地方」，问题的核心因而就变成是：「中央政府想要全盘控制，而地方政府只希望、也有能力做到有效管理」。
换言之，府际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党籍的差异，而出现「哪一个县市有没有疫情，严不严重、或是有多么严重，我说了算数」的政治争议？行政院对于不同党籍的双北市政府、或相同党籍的桃园市与基隆市之疫情研判和处置措施，有没有戴着「政治的眼镜」，去针对散播全台各县市的新冠疫情进行诊治，提出方案？而只要这点无法释疑，这个问题就难以解决。
其原因就在于，这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疫情防治紧急状态！犹记得今年元旦开放美猪进口，疫情就曾经一度紧张，部立桃园医院的本土确诊个案，逐步向市区扩散。然而在桃园市和高雄市的两个罢免案于2月6日（周六）陆续结束后，卫福部随即在隔天（周日）就宣布部桃已经「清零」。相对于这次因为过境饭店诺富特的确诊个案，迅速蔓延到外籍与本国籍机师及家人的陆续确诊，舆论为之哗然。卫福部、桃园市政府、以及交通部，为了诺富特的管辖权，彼此龃龉，相互卸责，看在国人眼里，已经严重损害到卫福部的指挥威信。此时，雪上加霜的513大停电，更是引爆处于缺水阴霾民怨的导火线，而在缺水和无预警停电之后，接着发生的就是这次、形同「半封城」或「封城前置状况」的第三级防疫警戒。
从政治危机处理的观点而言，卫福部截至发布警戒为止，由上而下的「长臂管辖」，已经因为中央政府和双北市府的感同身受之温度不同、以及危机管理的决心与能量高低，乃至于要针对双北、或是北北基桃，进行区域性的升级警戒措施，都存在明显的歧见。
当前已经进入全民防疫的阶段，不分党派、将「政治放两边，疫情摆中间」，已经成为全体国人的共识。再从科学的角度观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行政院主其事者的思维，应该要有「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政治危机处理的思维、态度、方式。让下情能够上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学者专家和决策官员，和各县市第一线的基层医护人员，彼此之间审慎思辨的专业沟通，是共同防治疫情扩散的必要积极作为。在基本的行政指导与政策建议之下，允许地方首长就各县市疫情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处理措施。中央政府应该做、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疫情发展的公开透明、以及讯息的分享，另一个是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自坐镇，无差别的与地方政府分享资讯、并提供必要的资源。
人性和政治，容易发生在瘟疫蔓延之时。对于防治疫情而言，政治上的决策制定和措施的宣示，虽然很容易，但由中央贯彻到地方的执行能力，才是难以成功、或甚至无法成功的主因。面对当前疫情的反扑，政府责无旁贷；接下来的疫苗取得与分配、迈向全民接种和群体免疫，才是做好疫情防治、解决政治危机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