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从政治现实看主要国家在气候峰会的承诺
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22日召集40国领袖举行线上的气候变迁峰会，提出203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50～52％的政治承诺。由于拜登使用具有急迫感、「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的词汇，让世界一家的地球村所有成员，都感受到这个不分国界、不分季节，不断危害大家日常生活的议题，已经跃升为国际社会的瞩目焦点，并排入各国政府长期的政策议程。
盘点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于温室气体减量，甚或是「净零碳排」的宏伟目标，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2030年以及2050年；也就是10年后，还有10年后的再20年之后。这基本说明，对于未来的预估和研判，取其整数年是一回事，恐怕也是科学预测和模型推估的极致。
也因为如此，对于2050年的目标订定，最积极推动「净零碳排」的欧盟，希望届时如期达阵。中国大陆则是再次宣示，要在2060年前，以其他的能源抵销二氧化碳，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
两者在政治上的长期目标，实在太过长期，美国总统拜登因而在视讯峰会上，强调未来的10年「是决定性的10年，是我们要做出决定，以避免气候危机最坏后果的10年」；具体的目标就是要在2030年，美国届时将会回到过去，比2005年减少50～52％的碳排放。而为了积极回应美国，加拿大则将比2005年减排30％的目标，提高到40～50％；然而，日本将比较基数年订定为2013年，希望届时要比2013年减少46％，这比过去承诺的减少26％，提高了20个百分点。
与美加日都不同的则是，中国大陆所订定2030年的目标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峰值，即所谓的「碳达峰」；换言之，要在中共第十四个和第十五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两次的五年计划、十年后，大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才会到达最高峰。
由以上的初步检视，可以发现两个问题症结：第一，政治任期与其对于全球暖化所引起气候危机的国际承诺，未必有直接的关系；在2030年时，美加日的现任国家领导人，都已经不在其位。第二，用百分比呈现的「净零碳排」目标，比较的基数年（美加的2005年，日本的2013年），大有学问。以及每人的平均排放量高低不同，每人平均排放量低，但人口总数却很多，中国大陆在企图要「净零碳排」之前，先就自己本身的国家愿景总体规划，提出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碳达峰」，再去推估并提出达成「净零碳排」的目标年，循序渐进，并没有受到美国强烈表态压力的影响，走的仍然是自己的路。
就算是节能减碳和净零碳排，是一个不变的趋势潮流。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大力推动「净零碳排」的政策方针，会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推动的力度和速度，值得关注。例如加拿大，对总理杜鲁道来说，2019年10月提前解散国会，却失去过半数的国会席次，面对两年后的大选，恐怕变数仍多。而日本首相菅义伟，由于今年10月底前必须要举办众议院选举，目前因为防疫不力，影响到7月下旬的东京奥运，在选举时间的抉择上，几乎失去弹性。美国总统拜登，即便能够连任成功，任期届满时是2029年的1月。在这段时间内，必须经过2022年的期中选举、2024年总统大选、2026年的期中选举、2028年总统大选的重重考验，这些都可能影响到美国对于「净零碳排」的政治承诺和推动时程。
综而言之，地球的气候危机，源自于二氧化碳与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而导致全球暖化有以致之，先进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原因。
虽然行动可以带来改变，但对于如何改变，在多久的时间内，改变的幅度与速度，则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落实到气候治理的政策层面，不容忽视的是：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产业的结构不同，现有不同的能源占比不同，「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订定的时间不同。由于国家或欧盟这种「超国家」的政府体制与治理能力不同，定期选举和政党竞争的型态不同，因此，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做出的政治承诺不同，诚属必然。
气候危机的重大议题，照理说，应该要在联合国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内进行。美国在小布希前总统和川普前总统，在最近20年内，两次退出前任总统所签署的气候公约，历历在目；没有国际公约或国内法的效力加以约束，在气候峰会上，由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目标，受限于国内政治情势的演变，很难有效的如期完全落实。也因此，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是解决气候危机所必须严肃看待的政治现实。如果这是全球公民的共识，则各国的政党轮替，就不应影响到前后任政府实践政治承诺的决心，而这也才是全球解决气候危机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