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正义 导演郑文堂
图文／镜周刊
吸毒者、酒家女、农民、黑道…，郑文堂总能将这些角色拍得入木三分，只因他自己出身底层，童年住家附近就是红灯区。
辛劳的母亲为了养大5个小孩，一日兼差数份工，包括寒冬中帮许多户人家洗衣服。郑文堂自小不舍母亲劳苦，心中一直有个问号：「为什么这些有钱人都不会替穷人想？」家里穷到连亲戚都劝他去当流氓改善家计。
他没去当流氓，长大后他用电影改善家计，也用电影追寻他心中的社会正义，他的电影里黑道白道复杂难辨，一张张底层民众的脸孔却清晰写实。
郑文堂似乎跟谁都处得来，例如7年前他就任宜兰县文化局长时，朋友们说他撑不过半年，结果他做了2年半。「议员找我聊天，我就坐在那边天南地北聊，跟他讲电影怎么拍，还说他的型很像柯俊雄。」有议员听了说：「你找我当男主角，（演什么）我都不过问！」他妙回：「我写写看，不一定写得出来。你要当好人还是坏人？」
议员与政务官的交锋，到了郑文堂口中成了充满趣味对白与丰富影像的电影场景，那是2010年至2013年，他人生中仅有的当官岁月，其他时候则拍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担任导演并通常兼编剧。
他的作品题材广：土地、女性、爱情、政治，共通特色是以底层弱势者为主角：矿工、农民、酒女、吸毒者…，2002年他的第一部电影《梦幻部落》拍的是原住民困境，就获得威尼斯影展的影评人周最佳影片，该片也获选那年金马奖年度最佳台湾电影。
郑文堂有着一股亲切的零距离欧吉桑气息，这天我们与他约在剥皮寮古迹拍照，他一路忙着与认识、不认识的摊商打招呼、聊两句，毫无导演架子。他说先前曾在此拍片，颇熟，又告诉我们某家菜头汤好喝，行经卡拉OK店他也能介绍：「这里唱一天大概从150元到330。」
今年59岁的郑文堂曾在80年代参与社会运动，他拍矿灾、雏妓等纪录片，担任导演后拍过不少商业广告，后来他拍电视剧、电影，仍偏好社会议题，例如2年前他执导的公视电视剧《灿烂时光》，讲的是228、转型正义，又如年底即将上映的新片《冲组》，他拍土地正义、国家暴力，甚至最敏感的「中资」议题。
他与我们聊到，最喜欢的导演是英国的肯洛区（Ken Loach）。肯洛区的电影正是以拍弱势者著名：精神病患、小偷、药瘾者、工殇者…，他也探讨政治议题，最卖座电影《吹动大麦的风》既批判帝国主义，同时也质疑那些为了国家独立而弃守核心价值的民族主义者。
肯洛区是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作品充满着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郑文堂的电影，则是来自扎实的切身经历，他在回顾一桩往事时便自我定义：「为什么有钱人都不会替穷人想？这是我创作的主轴。」
那是他国小某一年寒冬，母亲替多户人家洗衣服，某户人家特别爱干净，即使长裤，即使寒流，也必定每日换洗所有衣物，母亲日日在寒冬中搓洗成堆衣服，郑文堂也帮忙搓洗牛仔裤，他不禁问母亲：「他们为什么每天都要换衣服，怎么都不替我们想？」
郑文堂是宜兰人，父亲外遇，母亲1人养活5个小孩，「我妈早上帮人洗衣服，洗完去工厂做工，晚上在餐厅洗碗。」家里穷到常得去杂货店赊米，「借到后来，兄弟推来推去，这次换你去啦，就跟我哥猜拳，因为去赊米会被白眼。」住家是类似违章建筑的一楼平房，「走2分钟就到红灯区，附近流氓最多，还有毒贩、赌场。」
他回忆，有时深夜睡到一半，会发现旁边多了个人，因为警察每次去抄非法行业，开赌场或毒窟的邻居叔叔便逃到郑家，窗子一推，躲进郑文堂的房间，「冬天还会窝在我的被子跟我睡一起。」
母亲从餐厅洗完碗返家已是半夜2点，「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发现妈妈一直在摸我的手，还想说我妈怎么这么感性，后来她说，怕我们注射速赐康（毒品），她在检查我们手臂有没有针孔。」
母亲的忧虑不是没由来，郑文堂说，自小人缘好，狐群狗党的朋友很多，「同学后来都在黑道。」他也差点被相中去当黑道，某天，一位黑道亲戚来家里找郑文堂的母亲商量，说郑家经济苦，「恁这间厝若要改变，找一个出来做流氓。」随后指向郑文堂：「这个尚好！」
郑文堂笑说，可能因为自己较会读书，加上周遭环境让他有一股兄弟味。原来黑道选人才也讲求文武兼备。幸好郑文堂无意当流氓，他说，从小就体认唯有读书能翻身，能帮母亲减轻负担，因此玩归玩，他没忘记努力读书，最后成了狐群狗党里唯一考上大学的。
「我填100个志愿，落到第99个。」他压根儿不知文化大学戏剧系是读什么，但发现电影是可谋生的一技之长，他到太阳城西餐厅打工负责灯光，那是秀场年代，猪哥亮与崔苔菁在太阳城的秀最红。
毕业后他从场记做起，后来到了知名的奥美广告，20多岁就月入5万多元，他娶妻生女。然而，那几年矿灾频繁，动辄数十甚至上百名矿工罹难。那是80年代，社会运动兴起，郑文堂也跟着一股青春热血，他辞去人人称羡的工作，拿起摄影机拍摄矿灾纪录片。
很快地面临经济难题，他穷到挖零钱来生活。后悔吗？「苦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太冲动，哎，怎么这么不会想。」不过他说，后来便努力拍广告、MV，甚至工商简介影片赚钱。而今回顾，「我算是很会赚钱的导演，有达到我小时候的志愿，翻转家里的经济。」
他的作品为人熟悉的是探讨社会议题，但影评人蓝祖蔚观察敏锐：「他像自由自在的自耕农，在自己的一小方田地深耕，题材丰富，格局或许不是挺大，但自成一番风景。他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女性、对弱势的关切，像有一部作品是改编自张惠菁小说《蛾》。」
郑文堂也说，即将上映的电视剧新作《奇迹的女儿》改编自杨青矗的小说，「讲的是我妈妈那一代没机会受教育、要养家的女工们的故事。」母亲，或许才是贯穿他所有作品主题的核心吧，那个寒冬中不停洗衣服的劳苦女性。
父亲呢？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说，父亲很早便外遇另组家庭，仅除夕等大节日返家，「我们年夜饭都5点开始吃，他要搭7点30几分的火车赶回台北，有另一场年夜饭。」怨父亲吗？他说，父亲几年前过世，「会站在我妈那边同情我妈，但不会恨我爸，带着理解，他只是一个…动物性的男人，并没有打小孩或做什么。」
郑文堂前一部电影是《菜鸟》，那是他担任文化局长闲暇写的剧本，由于仍想创作，最后他请辞。电影拍出来，有个角色是议长，是大魔头，议长的儿子吸毒、贩毒，还将一位学生打成植物人。警方破不了案，因为议长向警局施压。剧终却又翻转，真正让警方抓不到人的，是那些警察本身，如此他们才得以持续向议长索贿。
黑道、白道、毒虫、酒家女…电影里一张张脸孔栩栩如生，角色之间的暧昧关系更是写实。童年的生活经验，成了郑文堂作品里最令人惊艳的呈现。郑文堂笑说，议员们都很捧场去看了，「看完都调侃说：『你写的（议长）系伊对否？不是写我对否？』呵呵，都在说别人。综合体啦，没必要点名，我想讲的是台湾那一套。」
他不烟不酒早睡早起，偶尔情绪低落，「就在家里自我疗伤，好闷啊！怎么那么惨，人家年轻导演一出去就是（制作费）5千万元，我拍这么久了，每部片都没超过2千万元。但我不会跟朋友抱怨，窝一天就会想说不行要去解决问题。可能跟成长背景有关，家里穷，碎碎念没用，要自己去面对下一餐。」他向来独立制片，新片《冲组》2014年开拍，断断续续，钱烧完就暂停，筹到钱才继续拍。
他务实、内敛，十分懂得掌控情绪。《冲组》与闪灵乐团合作，那时主唱Freddy林昶佐还没选立委，也轧一角，2人熟识十多年，林昶佐回忆：「一般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会一直很烦恼怎么去找钱，郑导不会，他完全投入、很享受，拍完才烦恼怎么找钱。像他之前拍某部电影时，我LINE他都不回、打电话也不接，找他找了十几天才找到。」
2002年郑文堂拍第一部电影就得奖，他却担心自己变成「一片导演」。而今已拍了7部，他却又叹道，至今没有一部卖座，「拍完《菜鸟》我本来以为应该拍了一部卖座的电影。」票房多少？他黯然道：「400万」。
快60岁了，他说，而今心愿是拍一部卖座、引发大众共鸣的电影，他懊恼自己总抓不到大众共鸣。倒是好友、云林县华南国小校长陈清圳一语道破关键：「他的电影主题都很沉重，看主题就知道不会卖座，呵呵。他不迎合市场，一直用影片表达他对社会的看法。」
硬题材想叫好又叫座，谈何容易，肯洛区拍了一辈子电影也没几部大卖座呀。郑文堂却不甘：「很闷，郁卒，觉得怀才不遇，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还是…」不过随即又说：「闷不会太久，就一天，有什么好讲的，就是你功力没到嘛。」没什么好怨的，隔天醒来继续努力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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