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办案 审检搜索律所违宪

（图／本报系资料照）

今年6月16日，宪法法庭以112年宪判字第9号判决判定，《刑事诉讼法》未将律师与被告、（潜在）犯罪嫌疑人间，基于宪法保障「秘密自由沟通权」（即本文所称「律师-客户秘匿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之行使而生之文件资料，排除于得搜索、扣押之外，不符宪法「工作权」及「诉讼权」之保障！本案大法官明确肯认律师基于「律师─客户秘匿特权」而生之文件有拒绝扣押权，乃我国刑事诉讼法治重要里程碑！

本案大法官之用心值得赞许，但回首我国自解严后「法律产业」从「法制到法治」发展之怠慢可见，我们离建置「令人骄傲的法律产业」仍有不小距离！笔者爱深责切，对于「法治迈向良治」之路，有以下反思与读者（特别是两岸法律人）共勉：

一、解严逾30年，法务部、司法院刑事厅仍未能走出鸟笼窠臼，积极完善「律师─客户秘匿特权」法制！

民国84年的释字第392号「羁押权回归法院」乃我国刑事司法现代化滥觞，当年法务部固守「检察官」是广义「司法官」立场，捍卫检察官之羁押权而被大法官宣告违宪。民国98年，释字第654号才明白确立「律师接见交通权」，确保羁押中之被告与律师沟通之自由。但立法未能一鼓作气，禁止「律师事务所搜索」以保障「律师-客户秘匿特权」令人遗憾！

德国刑法大儒Claus Roxin曾言：「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测震仪」，亦即，一国刑事诉讼程序「保障人权」及「正当法律程序」等落实之程度，体现了该国法治文明之高低。笔者为此加注，所有法治之革新都是「宪法的测震仪」！而「律师─客户秘匿特权」一日不落实，便是宪法公平正义之不实践！30多年来「法治蹉跎」可见一斑！

二、宪法法院「秘匿特权」判决不仅止于刑事，不限于律师，依法具「拒绝证言特权」之专业人士，于民事、刑事、行政等诉讼程序应一体适用！

本案重点在当事人诉讼权保障之落实，是以，既然我国民、刑及行政诉讼中均针对相关专业人士（例如：医师、心理师等）为拒绝证言权之规范。相关主关机关应参考判决意旨，一并考量工作权及诉讼权保障，确保相关「秘匿特权」之有效落实！

三、建置「令人骄傲的法律产业」，审、检、辩、学应强化「超国界法律」视野并以做争气法律人为己任！

法务部于本案陈述意见提及，我国律师伦理规范不若美国严苛，因此律师是否得促进诉讼程序真实发现容有疑问。实则此乃律师是否得以恪遵《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应砥砺品德、维护信誉、遵守律师伦理规范、精研法令及法律事务」之相关诫命问题，此部分有待律师公会以美国律师公会自诩律师界之「眼睛、耳朵和声音」为榜样，滚动调整相关伦理规范及在职教育进修，强化「律师产业」素养！

最后，法律人对「超国界法律」、「外国法」、「多边公约」等之认识攸关法治进步，否则认事用法会产生盲点，台义改定亲权宪法法庭案（111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即为着例。该判决「忽略」1980年《海牙诱拐子女公约》之「绝对法原则」，即非法扣留（诱拐）的暂时处分声请案，应推定「立即返还儿童惯居地始符合其最佳利益」且「应尽速返还」，才符合公约「程序从速、返还从宽」之精神，令人遗憾！可见欲建立保障人权、促进法治正义实践之「骄傲的法律产业」，非审、检、辩、学均戮力而为无以为功！（作者为超国界法教授、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