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汉王朝：一个普通小贩的自白，汉代商业如何从限商走向利商？
我是一名生活在汉代的普通小贩，家里没有几分田地，幸得娶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妻子，靠她在家中纺几段粗布，拉到街上贩卖，有时遇上贵人，卖上几尺，就足够全家人半个多月的生活。在汉代，做一名商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在社会地位上，我们是最低下的阶层。由于汉初战争的巨大消耗，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这时候有些商人就伺机而起牟利，这就使得国家与商人之间的矛盾激化。
生活在汉代的我们，既遭贱辱，又享殊荣。虽然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不能当朝为官。但是在这种法律的打压下，一些商人还是积累起了财富。同时，我们所进行的经营活动在汉代的消费结构中占有重大比例，甚至影响到整个汉代社会的价值取向。
在高祖时期就颁布了一系列政令，从各个方位对于商人的活动进行限制，到了惠帝，景帝时。黄老之治盛行，商人的限制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很多商人势力迅速崛起。而武帝对我们这些商人更是有很大的需求，武帝即位之后，大拓疆土。不间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因此在这种财政危机下，武帝采取了以商制商的手段。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政策却让豪强经济得到了发展，同样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时代变迁所面临的观念变化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这样的商人，给汉代社会带来的影响，就体现在经济领域中。而这种影响，同样是由浅入深。
在高祖时期，商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并不大，甚至到了惠帝，景帝同样如此。但是武帝期间大量使用商人为政，这就是商人参加政治的高峰。
当然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商人并不能参与进去。那些以雄厚的经济力量败绝入世的大商贾们，才是政治的主体，他们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培植党羽，发展势力，在社会上建立牢固的关系网。
有些大商人本身就是官吏，这就使得他们更好地利用了手中的权力，与他人结为同伙。而那些没有做官的商人，就在权贵之间周旋，用金钱做人情投资，贿赂权贵，交通官府。在司马迁先生的《史记》中中就有记载：
由此可见，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有钱人想要贿赂官府，依托权贵比比皆是。而有些贵族，官僚们在这些金钱的诱惑下，把官府的经济情报出卖给商人们，与他们狼狈为奸。
有些大商人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又或是想在自己富贵之后巩固自己的权势，竟然也像那些王公贵族一样接纳士人作为自己的门客，为后者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这样不仅仅壮大了自己的势力，还和那些世家大族攀上了关系。
与那些权贵之间互通买卖，赠予财物，同样也是发家之道。前元三年，吴楚等七国联兵叛乱，景帝下令各个地方的封主自备粮草武器，从军征讨，大商人们也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纷纷出钱出资给王侯封君们，如此一来就建立起了债务关系。
商人和官僚贵族相勾结，通过各种手段建立起密切的往来，这其实反映出汉代权贵与山谷之间平等的地位，也表明汉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像我们这样曾经被社会贱识的商贾，如今和王公贵族们平起平坐，甚至有些权贵还为商人服务，商人俨然成为那些文人学士的恩师。
急剧扩张的商人势力，让有些大商人横行乡里抗拒官府。大商人们势力的强大，在汉昭帝时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充分反映出来。始元六年，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召开的盐铁会议，其本意是询问民间疾苦，讨论民风教化问题。但是会议一开始，以商人为一方的势力，就从盐铁官营政策向政府发难，矛头直指汉武帝时期的大政方针，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们十分难堪。
作为一名生活于汉代的商人，我只能算是一名小手工业者。西汉商业在经过战国以来的长期发展，经营范围大为增加，而商业贸易同样也被划分为了各个种类。像我这样的中小商人居多，但财富却集中在那些以贩运，盐铁，囤积为主业的大富商手中。
如何区分商人的财富高低，就要看我们的运作方式，中小商人往往亲力亲为，而那些富商大贾们多用奴隶或者劳工参与劳动。劳动力的聚集，提升了产量和规模。再加上商人入朝为官，有的商人甚至比朝中权贵还要富有。
秦末汉初之时，商人的社会地位就如被罚戍边的罪人、赘婿、贫苦农民一样低下，而且还遭受着戍边、重租税、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不得籍名田等等束缚和困辱。如果汉初这种“贱商”、困辱商人的政策及思想意识没有变化，西汉政府要充当大商人与商人争利这种举措不说是不可想象，但也至少是困难重重。
汉文帝时，商人的实际社会地位、贱商的社会意识就已经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汉文帝时
文景时期，实行的是“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在西汉是田租较轻的时期。然而就在这样所谓的轻傜薄赋的文景时期，一个正常的五口之家非常勤苦的劳作，除去赋税摇役后仅仅是刚够温饱，遇到水旱之灾，就得“卖田宅、瓷子孙以偿责者”。可见，从事农业的确是很艰辛而且很难致富。
文帝时的百姓类似于战国时期，大都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业。可以看出当时普通百姓的贱商意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歧视和看不起商人了，而是积极从事工商业，我就是其中一员。从事商业不仅更轻松，也让我积攒下了一点小钱。
西汉前中期的各行各业的人民，也在以各自的方式追求财富或者创造财富。商人阶级的长成、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又使当时的社会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商业是利润较大的行业，经商易致富已成为一种普遍共识，而且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经营盐铁是最易致富的。
追求生活得更好是人类的本性，自古及今未变，而物质财富是人类生活得更好的物质基础。因此，自古及今的正常人都追求财富、创造财富。正如司马迁所云：
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皇权与相权是对立统一的，对立主要表现为皇权与相权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统一主要表现在相权依附于皇权而皇权的正常行使又需要相权的辅助，即使在明代取消宰相制度后也需要类似的有实无名的集体或个人来充当相权这一角色。皇权与相权的对立、统一在不同时期所占的主导地位是不同的。
文帝时期，虽然仍然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但文帝已经不像孝惠、吕后那样垂拱而治了，已经开始逐步加强皇权，削弱相权。武帝时，皇权依然受到相权的掣肘，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其中之一就是重新划分皇室与政府的职权，化家为国与化国为家相结合，实现家国合一，而实行盐铁官营的具体设计就有这种用意和功效。
这种本意为限制商人地位的措施，却在文景帝之后逐渐放松。大商人经济力量的发展，使得商业对于农业的冲击越来越大，动摇了西汉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尽管武帝也通过了其他政策限制私营工商业，但由于商人力量的日益庞大，再加上王莽篡政，将整个西汉以来的盐铁官营政策遗弃。
汉武帝时期，在官营工商业空前发展的同时，私营工商业同样也得到了缓慢的发展。桑弘扬所制定的重官商，轻私商的路线，虽然垄断了盐铁等产业，但是在其他经济领域，商人的活动范围仍然广阔。
像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将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商品，例如我所贩卖的粗布销售给城市里的居民，当然最重要的还有粮食的转运与销售。因此即便在盐铁专营之后，我们这种小商人还是有着自己的活路。汉代的商品经济，也因为我们为了发家致富的行为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