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縱論／檢方與媒體共跳的危險探戈

知名语言学者杭士基曾说，媒体对政府新闻来源的依赖，加剧了编辑上的扭曲。国家官僚机构握有权力杠杆的国家，常以审查或拢络方式控制媒体，如果媒体缺乏自觉，很容易沦为政府和执政党的代言人。

台湾司法可信度长期低落，司法院自己每年的「民众对司法认知调查」， 二○二三年认同「大部分的法官都能不受任何干涉独立审判」，不同意高达五十点一％。

民主社会，法院理应被认为是正义的最后防线，然而台湾民众似乎认为法院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政治之上。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有一段话：「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政府就代表正义，政府胜诉代表实现正义。可是，很多刑事案件，政府都使用了非法的、侵害公民权利的手段来获取证据，这不能被接受」。这话告诉我们，对代表政府的检察官要心存警戒。

当然，不配合检方的媒体可能吃不到他手上的肉，但是吃了肉又不能咬他的手。但是，这中间还是应该有一条不逾越的红线，这是真正专业之所在。而许多媒体已经配合过了头。

诺奖得主，「快思慢想」作者卡尼曼说：「让人们相信谎言的关键，在于不停地重复」。三人成虎，何况几大电视名嘴每天猛灌检方放话？主持人不但不引导平衡，反而主导偏颇。配上媒体审判式的标题，如「检出奇招，逼佩琪自揭金流露马脚？」、「密集存款六十次鬼扯平均数！」、「ＡＴＭ狂魔，自己人也难挺？」、「接受专访，自清，隔空串证？」、「保险箱藏海角Ｎ亿？」，还有「柯被提讯，诡笑藏密码？」，这是标标准准、躲在问号背后的人格谋杀。

这次北检事件带给人民冲击的不完全是政党色彩争议，还有检察官流露强烈的认知偏见，卡尼曼称之为「最具破坏性」的人类偏见：过度自信。

检廉侦办柯文哲涉京华城案，机密几乎天天外泄，程序正义备受质疑。北检只锁定「随身碟」、「保险箱」侦查泄密来源，结论无法服众和释疑。如果检方谦抑并且有伦理自觉，可能还可期待重视起码的人权法治精神。不幸的是，我们没见到这样的北检。从北检办柯案看得出，检方没有自觉的煞车功能，他们在偏见的迷雾中前行，坚信只有自己才能解决司法问题，更看不到「无罪推定」的最高原则。

重视基本人权的欧盟，在刑案追诉过程，必在无罪推定、言论自由和资讯权之间，订定衡平原则，要求检调节制权力。更在指令中定义公开传播刑事诉讼讯息的合理性，不能造成嫌疑人的亲人和周遭居民受不当影响，以防止扰乱公共秩序，导致审判不公。

愈是复杂的案件，媒体更应扮演重要角色，新闻界愈应自律，不得超越某些界限。在保护被告隐私权方面，某些国家禁止被告上铐的画面出现，避免加深他已是罪犯的烙印。应秉着「最小伤害原则」，不应为了媒体的不当报导，让被告面临更大有罪推定的风险。

反观台湾，嘉义市女议员戴宁，诈领助理费遭羁押，因父亲过世请求回家奔丧，却被上手铐脚镣爬在灵堂前，新闻台不断播放，让人看了不忍，对照趴趴走的陈水扁，这就是自吹人权大国的台湾吗？

其实人民也都希望司法公信力能够提升，然而这次北检又带给司法受损的恶劣形象。检察官不知道明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在法律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依法行政而不滥用权力，才是本质。不论检方或媒体，都应该知道这条线之所在，即是专业之所在。（作者为政大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