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者：不要像日本社会那样 对年轻人过度消耗
（原标题：人口学者黄文政：老龄化背景下需统筹考虑生育、延迟退休问题）
“应该通过医疗保障给老年人更多的安全感，而在收入分配上要对年轻人更友善。”
随着“实施”将至，延迟退休成为热议的话题。
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为何要实施延迟退休？近日出版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以下简称《百问》）中提出，这是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到2029年当期将出现收不抵支，到2036年左右累计结余将告耗尽；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预计在2024年出现累计赤字。如不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养老保险抚养比将从2019年的2.65:1下降到2050年的1.03:1。
为何我国老龄化发展如此迅速？老年抚养比的快速下降意味着什么？在延迟退休的框架下，如何更好的利用老年人的人力资源？
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解读上述问题。黄文政指出，延迟退休与少子化关系密切，需要统筹考虑生育、老龄化、延迟退休等问题。
抚养比压力提升
《21世纪》：如何评价我国老龄化的水平，为何发展如此迅速？
黄文政：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如果对比人均GDP排名和老龄化排名，可以看到我国的老龄化水平远远超过同等人均GDP国家：我国人均GDP排名70名左右，但老龄化排名非常靠前，而且占比在快速增长。
造成这一局面的有两个重要因素：首先是人均寿命越来越长，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年轻人口太少。我国现在的人口结构是一个“橄榄型”，这是由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出生了较多的人口，因此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口较多，但是随着生育率的下跌，未来老龄化的发展会越来越迅速。
《21世纪》：规划《建议》辅导读本文章预计，2053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的峰值，这一老龄人口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如何影响国家人口安全和国际竞争力？
黄文政：4.87亿的峰值是人数上的峰值，不是占比上的峰值，因此并不意味着到了2053年老龄化会开始缓解。如果生育率继续下跌，老龄人口占比会持续提升。新出生的孩子很少，并不会立刻导致老龄化，而是会有一个延迟的效应。
老龄化的持续发展，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竞争力会带来冲击：首先，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活力开始衰减，其次是整个养老体系的负担越来越重，因为往里面交钱的人少了，领钱的人多了。
具体来看，年轻人占比的减少，意味着购房、购车等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老年人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很难与年轻人相比。我国的经济目前发展良好，是由于现在有人口红利，但是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减少，需求也在萎缩，因此从人口上考虑，这种发展不可持续。
《21世纪》：你刚才谈到了养老体系的负担，能否从家庭和社会的角度谈一下关于抚养比的问题？
黄文政：随着老龄化的上升，社会抚养比也在下降，社会抚养比的意思是劳动力比上需要抚养老人的数量。如果老年人口上升，但年轻人的数量也在往上增长的话，这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往下跌。如果年轻人在减少，老年人口又在增加，对整个社会和家庭的抚养比，是不是会产生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我们现在典型的家庭是“421”，也就是4位老人，两个年轻的父母和一个孩子，那么年轻人的压力当然很大，老年抚养比当然很低。有一些老年人说，我不需要孩子抚养，我有退休金，但其实这背后的意思是一样的。退休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位老年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工作赚到钱之后，把钱存下来给自己老年的时候使用，而是意味着有一个记录的“功劳本”：你年轻的时候做了这么多贡献，老年的时候获得收益。但实际上，老年人的商品和购买力，最终还是工作人口来创造的，退休金还是年轻人口去负担的。因此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养老，本质上没有区别，都需要年轻的工作人口去赡养，年轻人越少，抚养比自然越低。
老龄化背景下的就业
《21世纪》：因此需要实施延迟退休，主要是为了应对抚养比的持续降低？
黄文政：目前，我国老龄化较为严重，尤其是随着老龄化的发展，未来退休年龄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无法避免，而且会持续的过程。
但我们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除了少数工作外，大部分老年人在年龄提升之后，工作效率、反应速度、体力等都比不上年轻人。现在，不少企业招聘都提出一定的年龄限制要求，需要考虑如何更好的利用老年人的劳动力。
《21世纪》：你觉得有什么办法更好的发挥老年人的劳动力？
黄文政：我认为，还是要和目前少子化的现状联系起来。现在的一个情况是，在很多老年人50、60岁退休之后，其实会帮忙家里的年轻人带孩子，这也是某种意义上鼓励生育，为解决少子化做贡献。但如果延迟退休，那么其实这一块对家庭的付出就是负面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帮忙家里带小孩，其实也相当于工作。
换句话来说，在延迟退休之下，一位老年人可以选择继续工作而获得工资，但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带小孩，让年轻人出去工作，这是否可以通过某种形式获得补偿？
另外一块是，中国社会很缺乏3岁以下的托育服务，这导致中国父母，尤其是职业女性很难去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但现在不少老年人是比较有空闲时间的，比如很多城市一到下午4点、5点，很多老年人在跳广场舞，但其实可以引导他们对社会发挥更正面一些的作用。20、30年前，其实我们有很多年龄较大的阿姨帮忙带小孩，但是现在随着少子化，很多家庭对孩子的健康安全非常重视，如果鼓励举办托育所，能不能让家长放心。现在这个矛盾其实还是看不到什么太大的解决办法。
《21世纪》：延迟退休也是降低年轻人养老压力的一环，如何更好的平衡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收入分配？
黄文政：现在真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其实非常辛苦，一些老年人的退休金甚至比年轻人的工资多，这导致不少中国家庭出现“啃老”的现象。在收入分配中，我认为还是要照顾年轻人，因为年轻人需要买车，需要买房，需要养小孩。
对老年人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养老效率的问题，也就是有很多医疗康养上的需求。因此我认为应该通过医疗保障给老年人更多的安全感，而在收入分配上要对年轻人更友善。不要像日本社会那样，对年轻人过度消耗，而要让他们释放出更多的生育和消费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