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极限大神惨遭遇难,和死神玩命的极限运动,像毒品般上瘾刺激?

2019年4月17日，星期三。

凌晨两点，艾莉森迟迟没有入睡，丈夫杰西-罗斯凯利并没有按照约定，向她报平安。

两天之前，杰西和大卫-拉玛、汉斯约格-奥尔组队，准备向1万英尺的豪斯峰发起冲击。豪斯峰位于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附近，地处偏远，没有手机信号，没有便利店。

左起：罗斯凯利（Roskelley），奥尔（Auer）和拉玛在豪斯峰（Howse Peak）的山顶上。

三个世界上最出色的登山运动员，挑战的是豪斯峰东侧，那是一段长达3000英尺，被冰雪覆盖的悬崖峭壁。其中最艰难的一段路线被命名为M-16，没有哪个名字更为贴切，附着于峭壁上的碎石和冰块经常倾斜而下，像不停开火的自动步枪。20年前，一个三人团队历时五天，第一次成功翻越M-16。而杰西和他的两位队友，希望成为第二个征服M-16的团队。

艾莉森给杰西的母亲乔伊斯发了短信，后者一直在安抚她的情绪。艾莉森心神不宁，彻夜不眠。到了第二天早上，杰西仍然处于失联状态，他的父亲约翰-罗斯凯利向加拿大国家公园求助，搜救队很快出发。

地面搜救人员找到了杰西的卡车，而直升机在空中发现了雪崩的痕迹，远远望去，零星散落的登山装备和一条从雪中伸出的腿让人不安。天气不断恶化，搜救队了拍摄几张照片后被迫撤离。

三位登山队员的失踪引发了高度关注，事发后加拿大国家公园收到的咨询超过800次，杰西的好友斯科特-科迪隆，拉玛的女友哈德利-汉默都赶了过来。

坏天气一直持续到周日的复活节，给这个高海拔国家带来了一英尺的降雪。天气转晴，搜救队再度奔赴豪斯峰。然而，并没有出现复活节奇迹，在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在废墟里找到了三人的尸体。

一次登山事故，三人全部遇难，登山界经历了一次地震。《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就像一觉醒来，发现汤姆-布雷迪、勒维昂-贝尔和安东尼奥-布朗都死在橄榄球场上。”

约翰-罗斯凯利修复了儿子的手机，在里面找到了一张图片，拍摄于4月17日下午12点43分。以山顶为背景，三个人挤进镜头，露出了笑容，这是他们留给世间最后的影像。“从这张登顶的照片看，杰西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我的意思是，他喜不自禁。我就知道，他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约翰说。

被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英国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留下了一句话：“因为山就在那里。”这个答案不足以打消所有的疑惑，当各种各样的极限运动风靡全球，很多人至今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些运动员铤而走险，向死而生？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一群亡命徒在生死边缘追求刺激，极限运动就是他们的精神毒品，这样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本杰明-厄德曼是杰西的多年好友和登山伙伴，阿拉斯加、加拿大和南美都曾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然而埋葬了一位遇难的登山运动员后，厄德曼在2018年中止了登山生涯。

“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厄德曼说，“我开始登山是为了应对创伤，但是现在反而造成了创伤。我就像一个瘾君子，想要借助美沙酮来摆脱毒瘾，而美沙酮最终成了问题。”

2016年6月，来自南威尔士大学的罗伯特-海勒在《行为上瘾》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极限运动动机的文章，通过研究登山运动员的戒断行为，得出结论：登山像毒品一样，会让人上瘾。

海勒和他的团队对8名登山运动员进行了追踪采访，观察他们在受伤或中止登山时的表现，重点研究的是三项特质：快感缺乏、内心渴求和消极情绪。

一个受访的运动员说：“我做过所有的事情，都无法和登山相提并论。”海勒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快感缺乏症，几乎所有的登山运动员都没有其他爱好，他们认为登山让其他活动看起来不那么刺激。另一方面，他们对登山充满饥渴，有人把登山的欲望比作烟瘾：“我认为这和早晨起来抽烟没什么两样。”

海勒还发现，几乎所有的登山者在休息时都会感到紧张、沮丧和不安，让他惊讶的是，这种情绪和登山水平无关。一旦登山行动停止，他们都会表现出明显的负面情绪，并且对未来的登山计划充满渴望。

然而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埃里克-布莱默并不认同“上瘾说”。“狗有四条腿和一根尾巴，”布莱默说，“但是反过来，并不是有四条腿和一根尾巴的动物都是狗。”

布莱默认为，从事极限运动的动机其实非常复杂，用上瘾来概括太过片面。布莱默和罗伯特-施魏策尔曾经合著了一本《现象学与极限运动体验》，经过多年的研究，他确信单纯的冒险或肾上腺素的激增其实并不会让极限运动员感到兴奋。

最终，布莱默推翻了传统观念中极限运动让人上瘾的假设，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参加极限运动可以让人变得更积极、更谦逊、更和谐，更有灵感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获得超越日常生活的体验，以及更深层次的满足感，这才是人们参加极限运动的真正动机。

“我们的研究表明，极限运动员绝不是不负责任，有死亡意愿的冒险主义者。”布莱默说，“他们训练有素，对自己、极限运动和环境都有深刻的认知，他们只是为了获得改变生活的体验。这种体验很难用言语描述，就像爱情一样说不清道不明，让参与者感受到自己的活力，所有的感官都超越了日常生活，同时挖掘出自身的潜力。”

纪录片《徒手攀岩》中，阿历克斯-霍诺尔德的妈妈这样说道：“我觉得攀岩时，是他最有活力的时候，也是感知最多的时候，你怎么能从他那里夺走这样的东西呢？”

毫无疑问，杰西和奥尔都以登山为跳板，获得了另一个维度的人生体验。杰西从事登山运动，不是因为子从父业——上世纪70年代约翰曾经代表美国登山队征服了乔戈里峰——而是为了治疗多动症。中学时期杰西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时常因为打架被找家长，隔壁教室削铅笔的响声足以让他抓狂，而登山帮助他释放了焦虑，获得久违的平静。

奥尔小时候是个笨拙的孩子，瘦骨嶙峋，腼腆害羞，长着一对招风耳，门牙有缺口。“最后一个被选入足球队的孩子总是我，”奥尔回忆，“通常我会一个人去爬山，在那里我感觉很舒服。”

另外一个对极限运动员的普遍误解是，他们比普通人胆子更大，有慷慨赴死的精神。阿历克斯-霍诺尔德曾说过：“如果把风险定义为结果未知的事情，那么我肯定是在冒险。但是我可没有送死的想法，我不想杀了自己。”

布莱默曾经采访过跳伞运动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经验的老将一般不喜欢和毫无畏惧的家伙一起跳伞。“人人觉得既然你能玩高空跳伞，一定不会害怕。”布莱默说，“事实上，恐惧是极限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某种意义上，恐惧是极限运动员的朋友，让他们保持谨慎，对潜在的威胁和错误保持警觉，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他们会尽可能地学习这项运动，掌握天气的动向，了解风速和风向对建筑物、悬崖产生的作用，明确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一名跳伞运动员这样形容风险：“想象一下，就像每次投丢一个球，就会有人对着你的脑袋开一枪。”不幸的是，这一次“投篮”不中的，换成了36岁的杰西-罗斯凯利，28岁的大卫-拉玛，以及35岁的汉斯约格-奥尔。

杰西去世一年后，家人们以他之名成立了一家基金会。这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旨在为斯波坎市——杰西深爱并称之为家的地方——建设户外运动的公共项目。

“对整个家族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我们充满悲伤，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前进时，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艾莉森说。

今年71岁的约翰-罗斯凯利担任基金会的主席，“我每天都看杰西的照片，会勾起很多回忆。我当然记得，他是一个好孩子。我想，作为这个基金会的一员，他会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对极限运动员来说，他们敬畏生命，但是恐惧不会让真正的勇士停下脚步。就像纪录片《徒手攀岩》说的那样，“生命的意义在于奋勇当先，其中的原因未见得有多么重要。这就是你人生的道路，你要好好走下去。想要实现目标，你必须直面恐惧，这就是他妈的勇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