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司马懿谋略中的「缓」与「急」（林榕杰）

明代朱天然撰《历代古人像赞》中的司马懿画像。（图：维基百科）

司马懿是三国时期的谋略大家，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是如此。就军事而言，他一生指挥过伐吴、拒蜀、袭孟达、灭辽东、降王凌等，而其对敌谋略在这些战争、战役中会因时因敌而变：比如拒蜀是缓战，袭孟达是急进急战，攻辽东襄平则是先缓后急。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敌人，他在谋略上表现出「能缓能急」、「有缓有急」、「时缓时急」来。下面重点谈其对孙吴与辽东的两次战役。

司马懿急攻战的范例之一是对孙吴的反击战。正始二年，东吴三路伐魏：将领全琮攻击芍陂，朱然、孙伦围困樊城，而诸葛瑾、步骘则进掠柤中。当时司马懿请战，而魏国朝臣大多认为东吴军队远来包围樊城，难以取得胜利，「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司马懿却认为不去援救是失策的：「边城受敌而安坐庙堂，疆场骚动，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晋书‧宣帝纪》）。司马懿可谓「义正辞严」，其后率诸军出征。

此役司马懿求速战，主要是因为南方湿热，对北军来说不宜持久。他派轻骑挑战，但南军不敢迎敌。于是司马懿转而休整战士，「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东吴军队夜退，魏军转入追击战，在斩俘万余人并缴获敌方舟船等后回师。此役魏臣大多仅看到东吴军队难以取胜的一面，而司马懿则想到魏军如主动出击可以获利的一面。他在抵达前线后积极求战，迫敌退军后又急追获胜。

在魏明帝时期的辽东之战中，司马懿在处理缓急关系上的谋略又有所不同。景初元年，辽东太守公孙渊自立为燕王，并置百官有司。魏明帝决定派司马懿率军出征。关于公孙渊应采取的对魏防御战略，司马懿认为：「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他还预测辽东军队会先拒魏军于辽水而后坐守郡治襄平，换句话说，就是先取「中计」而后取「下计」──后来战局的演变果如其所料。司马懿可谓能料敌制胜者。

至于此役的持续时间，司马懿对魏明帝表示「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晋书‧宣帝纪》）。他认为此役需时较长。辽东相当遥远，而公孙渊已经叛魏且有防备，加上他不能获得其他方面援助，这些都决定司马懿此次不会采取急进急攻的做法，出师与回师都用百日。

景初二年，司马懿率军出征，后抵达辽水。公孙渊果然派步骑数万依辽水御敌，并构筑长达20余里的围堑，坚壁而守。这时司马懿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先攻辽水下游，吸引辽东军队主力至此，而后再从上游渡过辽水。此后他采取攻敌所必救的策略，率军急进襄平而不是攻击辽水边的敌军。辽东军队见魏军出其后，仓促间离营企图截击对方。魏军与辽东军队三战三胜，后者撤回襄平城中防守。这样公孙渊终于转而采取司马懿所称的「下计」，并被魏军围困。

然而，当时大雨连下一月有余，「大水平地数尺」。这种天气不利于攻城，且魏军尚未对襄平实现合围，因此司马懿按兵不动，静待天气转好。公孙渊属下砍柴、放牧如故，魏军诸将欲向他们进攻，但司马懿都加以禁止。当属下陈珪对「远来而更安缓」的做法提出疑问时，司马懿解释说，现在敌众我寡，敌饥我饱，且「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这时即便想加紧攻城也不会有成效。他此次出征，并不担心敌方进攻，只是担心他们逃走（如果这样，辽东之战时间会大大延长）。现在敌方粮草将用尽，但魏军对襄平尚未实现合围，如果此时「掠其牛马，抄其樵采」，这其实是在逼迫对方逃走。司马懿认为「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晋书‧宣帝纪》）。杀死或俘获对方出城砍柴、放牧者，虽能获小利，却会有损大计。

雨止歇后，魏军得以合围襄平城，于是修筑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连续发起进攻。公孙渊难以抵敌而请降，提出魏军解围撤退而他则「面缚」，但司马懿不同意。其后他又乞求约定期限送交人质，司马懿也拒绝。公孙渊不得已突围，但被司马懿部下击杀于梁水中。其后魏军占领襄平城。在此役中，司马懿率军渡辽水后进军襄平途中是急进急战，围攻该城则是先缓后急。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有三国史著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