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位身分证与政府扩权

（图／内政部网站）

数位身分证引发的争议至今仍未止歇，个资保护、资安疑虑、应用不便、法制真空等原因依旧无法解决，行政院于2021年1月宣布暂缓推动，然而戛然而止的代价，是厂商求偿和前期投入衍生的庞大成本，超过10亿元费用恐由全民埋单，引起社会各界广泛批评和抨击。

近年来台湾的资安与个资问题，屡次成为各方攻防的舆论焦点。2006年换发的第六代身分证，防伪造保固已于2016年届期，因此2017年政府着手推动数位身分证换发，意即第七代身分证预期从传统的纸本模式，转换成为国际趋势的晶片技术。

然而资安问题伴随近年来政府资料频频外泄，诸如体现铨叙部、国安局、调查局、健保署、学校机关与国人资料等陆续外流，全国各级公务机关资安人力依然普遍缺乏，以及数位身分证本身防骇机制不足等疑虑，导致即便数位发展部长唐凤喊话「具军事机密等级」与「核心晶片由台积电制造」，全民对于数位身分证的资安风险仍在一定程度的存疑，与此同时目前亦缺乏专法规范资讯保护与运用权限，法制化的真空亦是国人无法放心的缘由。

数位身分证在法制面缺乏基础保障，同时在政策面的强制性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回顾台湾身分证件数位化的历史，上世纪九零年代末期推行「国民身分健保合一智慧卡」（国民卡）引发争议而中止，2003年健保卡全面IC化和自然人凭证正式上路，再到2015年内政部「晶片国民身分证全面换发计划」，跨度相异政党时期的执政者，推动相关政策始终缺乏法律先行的思维。半强制的执行方式经常引起各界质疑，相比爱沙尼亚、日本与德国等国家先行设立专法的程序，数位身分证明显缺乏足够的法源基础，诸如政府在数位资讯的统筹原则、施行权限、使用条件、运用过程、究责机制等规范皆尚显不足，同时综观台湾现行法规已然无法概括适用。

近年来广受全球热议的「数位威权主义」，缘起于英国作家欧威尔在小说《1984》描述的极权统治社会，其旨彰显国家运用数位技术来监控和压制公民社会，放眼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以来，尤为助长全球政府扩权的正当性，甚至导致各级学校及民间单位争相仿效。诸如变相打压异议言论、鼓励线上相互举报、滥权追踪数位足迹、定位限制居住范围等强制性相关措施，当今部分国家却未伴随疫情结束而立即中止，更甚者则堂而皇之扩及私人生活和侵犯个资隐私。

如今法源基础先天缺乏的数位身分证纵使暂时中止，对照数位威权主义日益影响世界各国的趋势，身分系统数位化是否在未来挟带政府扩权化而卷土重来，形成国家逐步规模性辨识监控的治理手段，则是台湾社会必须持续把关和监督的共同课题。（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