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傅聪 挥手自兹去(上)

傅聪被誉为「钢琴诗人」。(本报资料照片)

右起傅聪、张小青卓一龙傅凌霄、傅凌云、朱慧明。(江青提供)

2016年江青在傅聪伦敦家门口合照。(卓一龙摄,江青提供)

这几天老天「眼」下雨没有停过,雨点飕飕敲打着玻璃窗滴答、答滴,令人心碎。天冷夜长的北欧,北风呼啸摇动着窗外的老松树,刚才,我站在窗前久久凝视着,耳边响起傅聪的长叹声,哎--!

聊天时唉声叹气是傅聪一贯的情绪表达,他早已养成习惯,习以为常不自觉,他在人生的历程中,忧心的事、在乎的人、承载的包袱、内疚的心结、家庭的巨变、追求的完美,都太沈重、太庞大、太繁多、太劳累…但有幸的是他对音乐的「爱」以及对爱毫无保留地谦卑和奉献,精神和理想上无止境的追索支撑了他的一生!

认识傅聪是一九六二年,到香港不久,朋友林枫上海人,和傅聪在上海是旧识。当年傅聪经常在香港演出,离他最爱的祖国──家和亲人,一步之遥但有家归不得,他对祖国的一切都关心,从政治到普罗大众的民食民生都牵挂。林枫知道我刚离开大陆不久,就约了傅聪一起在他家聚,傅聪完全是个性情中人,不拘小节、喜怒溢于言表、热情、透明、真挚、好辩、独一无二,叼着烟斗讲到兴奋处,他慷慨激昂、眉飞色舞「哇哩哇啦」的响声,好像连房顶都可以掀起来。每次有机会相聚都无拘无束十分愉快,讲话投机就会投「缘」吧,至今算来有五十八年的「缘」分,不会在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生命终止时「缘」尽。

这几天听他的录音和看访谈视频,感到他的脑仍然永远在思想,心仍然永远在感受,那份赤诚、投入和对音乐的痴情,无以复加的美和精彩!有赤子之心的人性光辉永不熄灭,会在那里延续地照耀闪亮!

七十年代在欧洲旅行,不超过二十六岁便可以享受长达两个月周游列国的优惠火车票。一九七一年夏天,离我二十六岁生日还有几个月,赶紧把握机会,由洛杉矶飞往巴黎,第一次踏上了欧洲大陆。在巴黎受到了赵无极的热忱接待,最佳导游带我参观了巴黎的各重要景点。一周之后第二站是伦敦,傅聪说家里有许多空着的客房邀我去住,他怕我人生路不熟来机场接了我。

一周的近距离接触,我才了解到在伦敦家的傅聪和在外面巡回演出中的他,判若两人,令我十分震惊。记得最清楚的场景是一踏进门,整个屋内昏暗阴气沉沉,因为家中窗帘是拉上的,他的表情和语气也同样是阴气沉沉:「哎──我一个人的时候怕阳光、怕亮,你如果不习惯,自己的那间房可以拉开窗帘,已经收拾好了。」然后递给我一串钥匙,要我出入自便,厨房自理,不必理会他的作息时间,他要保证每天练钢琴八至十小时,其他都没有心思。伦敦的景点他都没有去过,所以也无法给我当导游,又一声叹息:「哎──!」看他一脸的苦笑和愧疚的语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那时刚刚开始复「功」,在电影界七年没有练舞,七○年到美国后认识到回到本行舞蹈,才是我自食其力的唯一出路。这个年纪想要复「功」没有任何捷径,唯每天独自苦练,无伴也无伴奏,干疼、干累、干熬,一年下来复「功」的成绩使自己恢复了自信,所以即使我在旅行的路上,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于是打定主意,傅聪练琴时就当弹奏的音乐是在伴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是个伴,就不会感到复功的干苦。傅聪欣然同意我这个「馊」主意,当然我不可能练舞八小时,练舞之余伴着他的钢琴声烧上海家常菜,等他一天工作结束歇下来吃饭聊天喝茶(那时我完全不会喝酒)。傅聪离婚后的单身汉生活简单得出奇,罐头义大利肉酱、罐头汤、煮鸡蛋,其余他不会,现在每天有家乡的热菜热汤,有人作伴聊天,他阴气沉沉的脸好像慢慢地舒缓起来。

傅聪最大的痛苦是一九六六年父母自杀双亡,巨大阴影始终纠结着他,他不开窗帘不透阳光,完全是在自责自罚作茧自缚,直至他辞世,始终无法走出梦魇、内疚,罪与罚撒下的天罗地网。

那次探访傅聪有三件事印象最深:其一,聊天时我们在谈人生价值观时,傅聪告诉我父亲傅雷家训──修身指南:原则是第一先做人、第二艺术家、第三音乐家、第四才是钢琴家。傅聪说:「我认为这个位置次序排得很对,也是我为人行事的座右铭…」那时,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傅雷家书」十年后才出版,当年亲耳听傅聪既理性又感性,双眼发亮的向我道来,这条真知灼见让我牢牢记住了。如今,已经五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在依循这个家训给予的指南,在前行的道路上要求自己。

其二,傅聪特别喜欢诗词,认为毛泽东几乎是位前无古人不同凡响的大诗人,大器磅礡的气势和意境完全能与李白比美。朗诵起毛泽东的诗词来朗朗上口,最爱「沁园春.雪」倒背如流,写到这里我闭上眼睛,似乎又看到他洋洋得意孩子气的神情,高声朗诵末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然后感叹地说:「啊──太好了!奇才!有味道、有气魄。一位诗人气质、艺术家脾气去治国的结果,中国才会被他搞得阴晴莫定一塌糊涂…」我在做学生时毛主席诗词在文学课本上,非背不可,所以可以跟他对背。但仅仅因为毛泽东是大诗人,其他就可以原谅?一笔勾销?忘记国仇家恨?他个人的遭遇,父母的遭遇,还有千万中国人的命运…这点我绝对不能苟同,但跟他辩论,口才绝不是他的对手。傅聪黑白分明相当固执,他不巡回演出时情绪极低落,这样朗诵毛泽东的诗词他开心阳光的像孩子,也不是件坏事,他认为的就让他这样认为下去吧,开心就好啦,我当时作如是想。

其三,英国艺术评论家Jonathan Benthall是雕塑家文颖知音,文颖知道我要去伦敦,从纽约写信要Jonathan尽地主之谊,Jonathan知道我住在傅聪家,非常欣赏他的音乐,便建议邀请傅聪同往他家晚餐,意外的是傅聪欣然同意了。

猜想Jonathan大概拿出了看家本领,做了几道精致美味菜色,吃到最后一道甜点时,主人终于可以坐下来陪客人聊天了。彬彬有礼的主人跟傅聪一样对政治有兴趣,他们高谈阔论,我英文有限根本插不上嘴。主人小声细气而客人声大气粗,出乎意外的是,没谈多久,傅聪就按捺不住「光火」,猛的站起来调头就走,主人束手无策尴尬的站在饭桌边,我恨无地洞可钻,只好边跟着傅聪撤退,边连声向主人道歉。回到家中,傅聪边抽烟斗边批评:「西方上流社会其实最俗气,装模作样的空谈政治、高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一会儿他又唉声叹气地自责起来。

料想不到的结果是尴尬事居然变成了喜事,不久Jonathan在一个社交场合见到傅聪前妻Zamira Menuhin,想她会是知音罢,于是把他耿耿于怀的不愉快,跟一位首次相见的人和盘托出,从那次起,他们开始约会进而步入婚姻。Jonathan对傅聪和Zamira的儿子傅凌霄视同己出,傅聪一直惭愧又内疚,后来跟我说:「老实告诉你,Jonathan是位绅士,作为父亲的我自叹不如!哎──我更不能跟我父亲相比,尤其在督促儿子学习中国文化和做人方面,他尽全力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他的爱太伟大了。」停顿了一下,忽然又想起什么:「哎──说给你听良心话,其实做这样一个人的儿子太累、太痛苦、压力太大了,我没有什么童年…」「这也是我心中一直想问你的问题,看了『傅雷家书』我很感动,对你父亲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你作为儿子应该是会『吃不消』吧?」我问,傅聪随着吐烟又吐了一口气:「哎──!」

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是与傅聪接触最频繁的几年。

一九七九年文革结束后,傅聪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此后,傅聪开始在中国频频演出、教大师班;我也开始经常性回母校教学、演出。在北京时结交了傅聪的好友义大利籍德国镜报(Der Spiegel)记者Tiziano Terzani,他熟谙中文、热爱中国,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邓天诺,太太Angela善良又好客加上一手好厨艺,两夫妻带着两个稚龄孩子住在外交公寓中,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傅聪工作之余经常在他们家出入,大家气味相投无所不谈,特别是政治观点上Tiziano和傅聪完全一致,义大利人热情如火,两人之间的交往感情是那么样的稚朴,没有半点功利、虚伪,没有半点装腔作势。

Tiziano喜欢到民间底层采访。走街穿巷,结果引起怀疑,一九八四年因「反革命活动罪」在公寓中被逮捕,出狱后被勒令驱逐出境,走前他哭得像个孩子,一直说:「我太爱中国了…」傅聪跟我唏嘘感伤不已。事件发生后Tiziano痛心疾首,不再使用他的中文名字,根据在中国的经验,写了《禁忌之门》,(《 Porta Proibita》义大利文1984年出版)(《Behind The Forbidden Door: Travels in Unknown China 》英文1985年出版)。最近跟仍然在写作,已经孀居多年的Angela打电话,忆往事,我们禁不住在电话中抽泣,Angela说:「知道聪和Tiziano又可以在天国开怀畅聊了!」我说:「我敢保证话题只会是一个──中国!」她破涕为笑:「妳太知道聪啦!」

那段时间文革刚刚结束,北京又恢复了不少民间表演艺术的演出,我特别喜欢,拉他同往,这才发现傅聪艺术趣味很广,兴致勃勃的看演出,无论梆子、皮影、说书…他都看得起劲,眉开眼笑地说:「外国的哑剧差远啦,怎么能跟中国的戏曲比?」他欣赏那种原汁原味、大俗大雅的民间乡土气息。

一九八二年,在母校北京舞蹈学院为教学排练舞剧《负、复、缚》,邀请了当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谭盾作曲,结果有一次意外的收到与舞剧毫不相干《钢琴八首》录音带,一种莫名的感动,使我马上产生了要用这音乐编舞的冲动。不久,我打电话给远在伦敦的傅聪报告,并将录音寄给他,傅聪听后喜出望外地告诉我:「嗨,你看中国还是有人才的!」谭盾说:「三个月后我居然收到了傅聪先生对一个学生的来信,信封里还有一盒他演奏我习作的卡式录音带…。我心里的傅聪,一个温暖的好老师,一个伟大的音乐诗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和人。」

八十年代中期傅聪在巡回演出时弹奏了《钢琴八首》,这首曲子我编了舞蹈《回》太熟悉了,但听他演奏时又感到那么陌生好像头一次听到,他对音乐的诠释独到,有重重的弦外之音。

一九八二年,我被邀请担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任艺术总监,在香港需要有个固定住处。父母在香港的房产中九龙美孚新邨正好有屋闲置,我就干脆请好友「小北京」(艺名方盈)把三房两厅改修成一房一厅,房子装修的就如其人:简约、低调、朴素、实用、舒适。记得入住后不久,傅聪来访,感到公寓有份安宁、「老适宜」。他抱怨自己整天在跑码头,机场-音乐厅-练琴,苦不堪言;我当然了解他的苦,自己也是机场-剧场-练舞。当时「江青舞蹈团」在纽约,所以与香港政府的合约是四次来回,一年只需要在香港工作六个月,时间由自己安排。于是我给了傅聪一套钥匙,告诉他只要我不在,任何时间他都可以来使用。傅聪马上拉着我租了架钢琴搬来我家客厅。美孚是普通老百姓住宅区,他毫不在乎,说这样最好接地气,自己在香港经常有活动,比起住旅馆惬意多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