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1成學生過動症 研究揭「該體諒孩子還是該管教？」教養難題

回想求学过程中，你是否曾烦恼特立独行的行为会成为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异类」？当社会惯用同一套标准检视每个人，你我都可能被贴上「污名标签」。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专访院内社会学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员，她长期投入「医疗社会学」研究，探讨社会如何建构正常性与异常性，特别在台湾的教育现场，有一群「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学童，经常被贴上社会加诸的「疾病污名标签」。一起来认识 ADHD，听听成人患者、家长与老师们的亲身经历，了解他们如何面对污名？怎么看待正常与异常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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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晓」就在身边，你对 ADHD 知多少？

就读小学五年级的小晓，外表与一般小女孩无异，却经常坐立不安、注意力难集中，甚至瞬间情绪崩溃。在班上不只被同学霸凌孤立，还被其他家长视为问题儿童，责备小晓的父母没有善尽教养义务。

小晓的父亲长年在国外工作，导致养育责任、就医治疗的重担全落在母亲薇芳身上。面对女儿一天到晚闯祸，在家又不按时吃药，母女两人经常爆发冲突。庞大的身心压力让薇芳不禁心想：「如果没有妳，我是不是能做自己？」

从香港来的新老师保罗试图帮助小晓融入学校生活、缓解薇芳的压力，成为母女两人的避风港，也背负是否因特殊原因而关照小晓的质疑。

电影《小晓》道尽「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 ADHD）学童在台湾教育环境经常发生的状况，以及家长与老师面临的教养与照护困境。

究竟 ADHD 在儿童间的盛行率有多少？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 2022 年发行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显示，ADHD 在全球儿童中的盛行率推估为 7.2%。台湾 2019 年对全国中小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研究则发现，符合美国精神医学会 ADHD 诊断准则（DSM-5）的学生比例高达 10%。

换言之，每 100 名学生中约有 10 名有明显的 ADHD 症状。面对这么高的比例，社会大众对 ADHD 的认识却不够普及。究竟 ADHD 有什么样的表现？如何协助孩子调整身心状况、应对治疗伴随的疾病污名标签？家长、老师等照护者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什么是「隐性障碍」？揭开社会加诸亲职的教养难题

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员。 图／研之有物

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员长期投入「医疗社会学」研究，试图理解社会如何建构正常性与异常性。近年来持续探讨 ADHD 等「隐性障碍」在教育场域如何被医疗化、标签化，以及亲职角色面临的各种教养难题。

所谓「隐性障碍」是指：病况模糊、有争议或不可见，被视为大脑神经发展异常的结果，强调精神药物、心理与特殊教育介入，从而为家长带来寻求诊断与治疗的复杂挑战。

ADHD 即是一种隐性障碍，对生活的影响通常反映在人际互动与学习表现上，详细诊断标准可参考台大神经部卫教说明，主要症状整理如下：

资料来源：台大神经部卫教说明。 图／研之有物

由于 ADHD 的行为样态多元、表现程度不一，而且可能随着成长过程而改善或恶化，让位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经常面对的难题是：究竟孩子只是不够努力，还是真的无法控制自己？

这种判断困难常出现在孩子重新分班、需适应新环境时。大部分老师会先观察半学期至一学期，如果孩子的行为一直没有改善，就会试着与家长沟通，评估是否带孩子就医检查。因此，求学阶段通常是孩子被诊断出 ADHD 的高峰期。

由于台湾社会长期缺乏隐性障碍的观念，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会认为是小孩天性调皮，只要严加管教就会慢慢改善，并不会直接想到看医生，而且民众普遍对看精神科有不好的观感。

因此，当老师提议带孩子就医，多数家长一时之间可能难以接受，再加上每个家庭具备的文化与经济资本不同，对亲职角色的焦虑程度不一，也进而影响家长选择的回应方式。

为了深入了解隐性障碍对亲职造成的挑战，曾凡慈访谈了 50 位家中有隐性障碍学童的家长，分别具备不同教育程度、家庭型态、社经地位等条件，并借由发展「道德工作」概念来考察这种独特的亲职任务。什么是「道德工作」呢？

道德工作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判断哪些目标值得追求？怎样的做法比较适当？又应该相信什么、感受什么与做什么，才算善尽职责？

这对一般父母来说绝非易事，应该让孩子养成乖巧懂事还是自由自在？要努力培养未来竞争力还是享受快乐童年？一道道选择题已够令人烦恼，如果孩子的气质特殊，情绪行为不符合大部分孩子的常态时，将更难仰赖一套明确的价值指引行事，因此需要透过更加复杂的道德工作来帮自己和孩子应付日常难题。

对孩子有隐性障碍的家长来说，道德工作要处理的问题通常包括：该不该用「病」的框架来解释孩子的违常行为？如果能治疗，什么才是「应该的」目的？要让孩子拥有公开的障碍身分，还是尽量隐瞒以避免污名？面对孩子持续表现出失序的状态，该体谅包容还是严格要求？

一起来看看与 ADHD 孩童朝夕相处的家长与老师们做出什么样的抉择。

家长面对 ADHD 子女时须处理的道德工作。 图／研之有物

家长的困难抉择：决定就医的考量？如何处理污名标签？

曾凡慈发现，从亲职的角度考量，家长首先须设法厘清问题属性：究竟孩子的行为是个性、环境或病理所致？才能决定该往什么方向努力。

承认孩子可能患有 ADHD 是家长要克服的首要难题，尤其在台湾想获得特殊教育资源，或让学校接受孩子的差异、提供相应的对待，通常得先取得医疗诊断，使得就医并接受药物治疗成为某些家长维护孩子受教权的策略。

紧接着家长要摸索的是，怎么教导孩子看待吃药行为可能带来的「污名标签」。例如有孩子因为吃药而被同学取笑，与同学发生纷争时也常被问「今天是不是没吃药」。如果没有妥善处理，诊断用药将增加孩子被歧视的风险，也会降低孩子配合治疗的意愿。

某些家长则教孩子以「寻常化」的态度看待用药。例如告诉孩子「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病，像是阿公也每天在吃糖尿病的药」。或者说吃的是「聪明药」、「专心药」，吃药不代表「有病」，而是能在学校表现的更好。

也有部分家长采取「以医疗模式转移污名」的策略，让孩子相信只要「治好」就不会发生污名问题。

例如有的孩子主要是注意力不足（ADHD 的一种次类型），家长引用医生的说法向孩子强调「你是注意力不足不是过动」。每当孩子接受积极治疗、在学校的表现明显进步时，家长也会借此培养孩子有自信的应对方式，下次再被同学取笑时可以勇敢回复：「我只是注意力不足」、「我现在都好了」。

吃药行为常让 ADHD 患者被贴上「有病才吃药」的污名标签，如何教导孩子正向看待吃药，是家长面临的挑战之一。 图／iStock

当然也有比较特殊的案例，曾凡慈访谈的家长中，有位妈妈教孩子不要主动挑衅他人，可是一旦别人欺负到你头上，就一定要捍卫自己。

例如有人骂孩子吃药就是神经病，她要孩子大力反击：「你才有病！又不是你要吃药，关你什么事？」虽然这么做无法改善孩子的人际关系，但曾凡慈指出，我们的社会存在一种奇怪的权力，自以为「正常」的人能随便对被视为「异常」的人指指点点，这种权力应该被揭露和挑战：

教养方式没有绝对好坏，教孩子言语反击，看似在破坏社会互动秩序，实际上是让孩子正面回击污名化背后的权力关系。

教育现场的两难：教学上如何一视同仁又弹性调整？

从事隐性障碍的道德工作时，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家长的教养方式可能因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资本而产生差异，这将影响家长与老师的沟通，以及孩子可得到的教育与医疗资源。

例如某些家长比较有能力与老师对等讨论，一起摸索出适合孩子的学习方式，也比较有能力争取医疗资源、进行污名管理。课余时间还会陪孩子完成课业、调整情绪行为，甚至自费取得其他辅助资源。

其中一位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家长令曾凡慈印象深刻。这位母亲为了让患有 ADHD 的孩子得到最佳照护，自行创办了幼儿园，过程中投入的金钱与时间精力，超乎一般家长所能想像！

然而，并非每位家长都有能力为孩子做那么多，许多家长可能因工作繁忙、手头不宽裕，或对 ADHD 等隐性障碍缺乏认知，因而无法长期陪伴孩子、或与老师密切沟通，也没有余裕定期请假带孩子回诊。

如果老师跟家长的沟通卡关，又正好遇到老师的教学标准较高，可能会认为只要家长不愿带孩子就医，就没有立场对疑似有 ADHD 症状的学生进行个别调整或导入特教资源，这将导致各方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近期曾凡慈也开始访问教过 ADHD 学生的老师，希望了解他们遇到的教学难题与处理经验。

老师的压力之大在于，既要在教学上符合全班学生对「公平性」的期待，又要对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进行「弹性调整」。如果家长不愿让学生接受诊断，面对看似 ADHD 的学生，究竟要用平常标准要求还是宽容对待？如何避免其他人抱怨老师没有一视同仁？都将陷老师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面对教育现场因不同理念而产生的纷争，老师非常需要家长与专家的支持，也需要额外人力帮忙分担并改善孩子在学校的状况，否则老师疲于应付、教学品质也难以维持。

曾凡慈访谈的老师们也分享了有助增进教学知能的资源，例如现在的教师研习会将 ADHD 等隐性障碍的基本知识与教学策略纳入课程，参加教学互助社群也有助交流在教学现场可应用的实务技巧。

此外，老师们也希望有弹性的人力调度，能适时支援临时状况。例如孩子坐不住、或行为失控需要拉开距离时，可以有行政体系的老师陪孩子出去走走、缓和情绪。如何让专业资源与辅助人力能及时支援教育现场，是日后值得关注的课题。

曾凡慈认为弹性的教学设计日趋重要，过去会要求孩子都乖乖坐着上课，字都要整齐写在方格内，让精力旺盛的孩子备感挫折。比较务实的做法是，透过教室管理技巧吸引孩子注意力，借由教学设计来满足探索与运动等需求，并依据孩子不同的能力来调整标准。 图／iStock

我是「A 咖」！以多元正向心态看待差异

未来曾凡慈也将持续访谈成人 ADHD 患者，了解他们怎么走过求学与治疗阶段，怎么看待自己的身心状态。访谈过程中发现，虽然成长过程有其艰辛之处，但也出现正向看待 ADHD 的社群。

许多在童年时期被诊断出 ADHD 的孩子已长大成人，并开始透过聚会重新思考 ADHD 对自己的意义，致力推动社会大众以正向心态看待 ADHD，甚至语带自信地以「A 咖」自称！

曾凡慈非常乐见创造正向标签的行动能延续下去。例如「A 咖」社群中有人认为 ADHD 就是一种个人特质，有天马行空的创意、勇于跳脱常轨，擅长抓住大方向且不拘小节。此外，「怕无聊」的个性让他们几乎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新鲜挑战，过着乐在学习的精彩人生。

然而，曾凡慈也注意到，部分 A 咖仍需要药物及咨商资源，协助他们应付大学生活，以及工作职场上更加严峻的挑战。有些人很需要心理师担任一对一的「ADHD 教练」，训练人际相处应对、生活安排与工作规画，或调适因外在刺激而累积的压力。

然而，目前心理咨商或治疗都所费不赀，如果不住在大都市，相关资源将更难取得，导致他们只能靠自助或社群互助，慢慢摸索自我调适策略，比一般同龄人更加辛苦。

因此，有些成年患者会为了使用校内免费的心理咨商服务，选择延毕或继续念研究所，导致出社会的时间往后拖延、影响职涯发展。

我们不能否认病症会为患者带来应付生活的困难，但随着隐性障碍逐渐被视为人类行为多元光谱的一环，我们也看到了改变的契机。

曾凡慈期许：「我们不该只想着指认孩子的内在缺失，甚至期待医师将他们治愈，使他们能适应主流环境。」更该转向思考的是：

如何支持个别差异，发展有利于所有人的教育文化与社会体系。

曾凡慈期许社会大众能转向思考：如何支持个别差异，发展有利于所有人的教育文化与社会体系。 图／研之有物

本文授权转载自《研之有物》（原文为：撕掉污名标签！看见 ADHD 启示的亲职与教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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