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在大陆》我在台湾看不到未来

图为台北街景。(本报资料照片)

毕业后我越来越有一种「根本不能待在这里」的急迫感，真正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主管，她是台湾名校政治大学毕业的，三十二岁，每天勤勤恳恳上班加班，挂着「经理」的头衔。她的薪资是三万八台币，她也挺满足的，时不时去趟日本欧洲，标准的台北小白领模样。

某次应酬完，我们在日式居酒屋吃鸡肉串烧，她突然放下冰烧酒的杯子，跟我说「好好干，我们文科生本来就不容易，我有的大学同学读到博士，因为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跟他们相比，我混得挺好的，所以你要加油，机会可不多。」

想想吧，比我大十岁的名校毕业生，薪资只比我高八千台币，噢，还是「混得挺好的」，那我奋斗十年到底有什么意思？我感觉吃进嘴里的串烧像是生肉，带着血腥味的作呕感，如果我四十岁才能拿到四万块、还要「谢主隆恩」的话，那我的十多年也不过折合一万台币。

我环顾居酒屋，都是穿着时髦的白领们，他们觉得自己的价值就只有如此吗？当他们看到《商业周刊》里去上海的同龄人收入比自己高不少时，又会怎么想？

「反正上海物物价贵，而且竞争压力这么大，还不如在台北」，他们是不是会一边大啖便宜好吃的鸡肉串一边这样告诉自己？这就是我十年后的生活吗？

我不要。

第一个知道我会去北京的是我闺蜜，那时她在美国读硕士，听到我的决定时第一个问题是「可是那里挺可怕的吧」。我知道她的「挺可怕」是指台湾人听到对岸时会有的第一个反应──那里人很多、竞争激烈，很可怕吧？

我说，那里说中文，我没有太多的融入问题，而且那里机会多。只要有机会离开开发展，我就要去尝试。

我平时根本不关心台湾那些掌权者在做什么，但毕业后我总算是明白了台湾的政治情况：那些大人们只有在竞选时才会视你为「重要的主人」，其他时候就想着怎么斗倒对方。台湾毕业生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那么多人长年饱受低薪的痛苦，还有那么多人对未来已经没信心了、用吃喝玩乐麻痹自己，大人们也不关心。

我们这代台湾年轻人就是坐在没有船长的船上，载浮载沉，所以，跳船逃生吧。有人会教训我「你应该尝试改变台湾现况，做好能做的，如果每个人都跳船，台湾怎么办」？这种问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我从来没有逃漏税，我按时参加选举，我信赖过我所选出的领导人，我乐观开朗努力地工作着，我没给社会造成任何麻烦，我哪里没做好我的本分了？真正没做好本分的，不是我们赋予权力的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吗？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离开，所以我跳船了，抱着「就这样奋斗下去，我不能再回来」的决心。

两年多后，我被冻醒了。（郭雪筠/台北女孩看大陆）

（本文节选自郭雪筠新书《我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