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是病”进入高校教材引热议 听同性恋自己口述
9月14日，澎湃新闻发布了《败诉“同性恋是病”教材案原告提交上诉状：放弃意味着认同》一文引发公众关注，有关“同性恋是否属于性心理障碍”的争辩此起彼伏。
澎湃新闻注意到，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北京同志中心协作发布了《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文霭洁（Agi Veres）在该报告前言写道，在亚太地区（包含中国在内），性少数人群往往是社会中最为边缘、最为弱势的群体之一。历史告诉我们，除非我们对少数族群加以认真清点，否则他们就根本“不作数”。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我们一向以终结不平等和对少数人群的排斥为使命。切莫忘记，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的根本原则和使命，就是“不让一人落伍”。
文霭洁总结认为，在中国，性少数人群依然生活在阴影当中，只有5% 的性少数人士公开了他们的性身份。绝大部分 LGBT（性少数群体）人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受歧视，尤其是在家庭内部；来自家人的排拒和凌辱是最为根深蒂固、刻骨铭心的。不过，另一方面，该报告也展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进展。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性少数理应受到平等对待，充分享受各种社会服务。大多数受访者同样赞成制定和推行专门政策，尊重 LGBT 人群的地位，保护他们免受歧视。更为重要的是，这份报告描绘了一个正在转变中的国家。
可见，社会的包容度会对性少数人群的身份认知产生影响。性别与教育研究学者崔乐认为，恐同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会对师生带来多重负面影响。对于异性恋学生来说，恐同教材可能会误导他们对同性恋的认知，进而导致偏见、歧视甚至霸凌；而对于性少数学生来说，教材本身的权威性可能会阻碍他们接纳自己的身份，增加心理健康风险。
崔乐曾在中国、俄罗斯、新西兰等国家的高校任教，同时他也是一位同性恋者。目前他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攻读博士，并担任学校助教。
以下是崔乐的自述：
七年前，当我还在广东一所大学任教时，有次我在性别议题的教学中提到了同性恋。下课后，一个女生站在教室门口怯怯地问我：“老师，你看到同性恋不害怕吗？”
我的学生对同性恋的恐惧并不值得意外，日常的校园生活中看不到任何真实的同性恋，大量教材以“性变态、精神疾病、心理障碍”来定义这一身份。
对同性恋心怀恐惧的不只是学生，用于师资培训的恐同教材还会塑造恐同的教师。在我2013年入职高校前，根据广东省教育厅规定参加了岗前培训。指定教材《高等教育心理学》（广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罗列的“大学生常见的心理疾病”中，“同性恋”被认定为“性变态”之一，“应该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帮助他们改变病态行为，而不是将他们简单地除名了事”。
还好有一些学生在推动改变。2016年，大学生秋白因恐同教材起诉教育部，以败诉告终。2017年，大学生西西因恐同教材起诉高校出版社，历时三年，于2020年一审败诉。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90年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剔除，西西案中的法院仍然认为教材中“同性恋是病”不属于“知识性差错”，大量教材中病理化、污名化同性恋的话语仍然存在。
恐同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会对师生带来多重的负面影响。对于教师来说，照本宣科会强化同性恋污名，被认为发表歧视言论，可能遭到学生的反对；不按照教材的立场教学，或发表支持同性恋权利的言论，可能会被保守的高校领导层认为违反教学纪律。对于异性恋学生来说，恐同教材可能会误导他们对同性恋的认知，进而导致偏见、歧视甚至霸凌；对于性少数学生来说，教材本身的权威性可能会阻碍他们接纳自己的身份，增加心理健康风险。
2017年，华中科技大学的两名学生在校园举起“让同性恋远离大学校园”的标语。本文均为受访者供图
恐同的校园环境会对性少数学生的学业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由公益机构“同语”2016年发布的一项针对2077名中国性与性别少数学生的调查显示，只有11.07%的学生在校园完全出柜，23%的学生报告在过去一年因性与性别少数身份而成绩下降。由北京师范大学学者2019年发表的一项针对732名LGBT学生的调查显示， LGBT学生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风险，约有85%的学生感到情绪低落，40%的学生有过自杀想法。
另一群在校园里需要隐藏身份的是同性恋教师。我的博士研究访谈了40位中国高校的男同性恋教师，他们大多数需要以异性婚姻或虚构女友来伪装异性恋。一些教师认为他们需要比异性恋教师更加努力工作，以出色的研究产出应对身份暴露可能带来的风险。在进行同性恋议题的教学时，许多教师只是一带而过，或有意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以避免身份暴露、学生反对或违反教学纪律。一些从事同性恋研究的教师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有意保持低调，有的则出于对学术发表与申请资助的顾虑而放弃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指出，校园中的恐同事件不应只是被视为孤立的个案，而应检视导致恐同事件发生的环境，推动校园环境的改变，包括颁布反歧视的校园政策等。对于中国高校来说，这些建议也许并不现实——如果我们的教材还不能承认同性恋不是病。
性别与教育研究学者崔乐，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