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学者 谈何改革

（图／本报系资料照）

我从小是喜欢念书的模范生，老师的评语是品学兼优、循规蹈矩。进入国中难免叛逆，校长要大家周末在操场宿营，相当可笑，被处罚站在升旗台反省示众；也无法理解，训导主任不讲道理、喜欢用脚踹同学。高中忙着联考，大家相安无事，倒是数学老师介绍《台湾政论》，思想多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

大学正值风起云涌的时代，先是参加天主教的光启社活动，后来因为军训课按捺不住举手跟教官表示，应该「国家、主义、领袖」顺序才对，孤立无援下加入异议的大学论坛。心中的陈胜、吴广是中坜事件的许信良，然他把巴基斯坦的布托美化为悲剧英雄，忍不住投稿反驳，从此在党外杂志偷偷涂鸦，没有发疯。

美国念书7年，老师浑身解数、学生可以直抒己见，自是快意人生；多年后到夏威夷发表论文，英国籍老师跟硕士指导教授说，「这家伙很带种」。念博士班，不参加讨论只能低空飞过，研究团队周一会议绝对不许「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最精彩的是菜鸟老师跟应聘博士的对话，宛如罗马竞技场。

加入台湾同学会，接触的多半是理工的，尽管理念相同，形式风格却是扞格不入。说好集体决策、共同负责，主事者常以时间紧迫为由迳自决行；更糟糕的是从众的压力，深思熟虑被视为贪生怕死。当时一心一意学成回国，只能隐忍。后来加入台湾教授协会，状元们的政治正确容不下充分讨论，不分学科。

施明德担任民进党主席时，受命参加福利国研议小组，每回兴高采烈准备，老是败兴而回，因为发言的潜规则是依据资历，而非贡献知识与理解。从最早的二次台湾人民制宪会议，到民进党执政后的宪政改造研议小组，依然如故。后来我任智库族群组召集人，绝对不允许重蹈覆辙。可惜，大官永远是学问多。

回国教书、接触社会，难免水土不服。对我最大的冲击是台独联盟，照说是肝胆相照的革命团体，组织文化却不容多元。或许有抓耙子的疑虑，例会只能行礼如仪，却百思不解连专案小组都可以虚应故事。本以为只是留日派老先生比较封建，终究发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台派的DNA，不分土洋老少。

陈水扁当政可以和颜悦色解释，为何政见无法履行。蔡英文班师回朝全面执政，把总统当掮客，而选民唾弃的政客可以外放、又衔命返台监军，坐实总统府只不过是总督府罢了；民进党不管谁主政，哪敢造次，遑论台独？

开头，土独调侃洋臊味太重，日本派认为没大没小，绿营嗤之以鼻桀骜不驯。原本以为自己是反权威，等到胡须开始斑白，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自我只是追求理性罢了，也就是相信大脑的思维、愿意倾听对话，无法接受不分是非。

不少人怪罪科举封建，其实，对于诸多摇旗呐喊改革的政治人物、社运人士或专家学者而言，只有党派或个人利益，民主也不过是倚多为胜，无所谓独立思考。看到立法院有关国会改革的发言，亲绿学者究竟无知，或对于自己的大脑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