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黄年倡议的「大屋顶中国」
国共两党领导人连战和胡锦涛2005年在北京历史性的会晤，启动了两岸冰山的溶解，其胆识与贡献远超过诺贝尔和平奖。 2008年5月马英九接任总统，立即抓对时机，展开直航，缩短了半世纪以来两岸空间、时间及人心的阻隔，其对能源、环保、人心安定、两岸交流的良性影响，不可低估。三位领导人，十年内在两岸关系的历史方向盘上，留下了他们的航线图。 刚接任为经济大国的新领导人习近平，既面对美、日等国空前的挑战，但也掌握了开拓新领域的机遇。一个大机遇即在接任之初，就向全世界及全球华人示范：果断地对两岸关系，沿着连胡马的航线，做出与时俱进的修正，乘风破浪，再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黄年倡议的「大屋顶中国」，正可视为一个新航程的蓝图。
如果习、马二位领导人在三年内合写两岸和平新页，这会是21世纪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一）「中国结」不是死结当22年前（1991年）的春天，台北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国统会）时，做为研究委员之一，我写过〈不再分裂的中国〉一篇短文，摘引二段文字：「当前的中国是分离的、对立的、分歧的；当前的中国人是分散的；一边有地理的中国、历史的中国；但没有民主的中国、现代的中国；另一边则建立了现代中国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雏形。」接着又指出：「这就是1990年代初期错综复杂的『中国结』─分离而不能永远分裂，对立而不能永远敌对。但这不是个死结，因为当前的中国有一点是一致的：北京与台湾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不能独立。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应当统一。」（注：其他研究委员尚有丘宏达、金耀基、马英九、宋心濂等） 22年过去了。两岸之间有过数不清的、公开的、不公开的讨论会、访问与交流。他们的贡献也许只能概括为：多了些交流，少了些误判。
（二）「大屋顶下的中国」除了经贸往来，两岸其他领域进展缓慢。台湾这边当然出现过不少企求「突破」僵局的建议，从沈君山教授的「一国两治」、陈长文教授的「一国良治」、萧万长先生的「共同市场」、黄年与曹兴诚二位的「统一公投」、张亚中教授的「一中三宪」、谢长廷先生的「宪法一中」，再到另一极端的二位前总统的「两国论」及「一边一国」。对这些想法，对岸基本上是不做积极回应，对台独倾向则严厉谴责。此刻出现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两岸交流架构，且在时机上恰好呼应了中共先后二位领导人胡、习所称：「两岸关系要做合情合理的安排。」这就是《联合报》总主笔黄年论述多年所形成的「大屋顶下的中国」。引用作者自己的解释： 在大屋顶中国下，中华民国是民主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中国，二者皆是一部分的中国， 同属「一个（大屋顶）中国」，亦即「两岸主权相互含蕴并共同合成的一个中国」。不能低估这69个字。它是作者20余年来长期撰述社论的成果。黄年先后提出过具有创见与巧思的「筷子理论」、「屋顶理论」、「杯子理论」、「渡河论」、「统一论」到「连结论」 、「目的论」到「过程论」、「台湾海峡是斜的」、两岸「新新三句」等（页23参阅《天下文化》总监吴佩颖编制的「大屋顶中国时代演进简表」）。再审察两岸最近情势及可能的变数之后，他出版了这本应当受到海内外读者重视的书。黄年在2万字「前言」的后半部，归纳出「大屋顶中国说帖二十条」，逐条辨析及解读各种可能产生的利弊。譬如：（1）有了「大屋顶中国」，就避免了「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疑虑。（2）对台湾，减少台独的内耗；对大陆既减轻「防独」的承当，又减轻「促统」的负荷，更免于「承诺的陷阱」。（3）中华民国是「民主中国」，是一部分的中国，可使台湾人民的「中国」与「中国人认同」，得到成长与发展的着力点。（4）两岸面对当前「统不得，独不成」的处境，「大屋顶中国」减轻了双方的政治压力。（5）当「民主台湾」提升至「民主中国」，其「中国」是「求同」，「民主」是「化异」。就台湾人民来说，最大的存疑或许是：北京真能有那种大格局、大气魄接受中华民国为「民主中国」吗？黄年呼吁北京要珍惜台湾今天在民主政治及历史文化上的成就，不可持强凌弱。在当前「特殊情况」的现状，中共要展现出对文明应有的高度，对历史应有的器识，这是「中国」给世界的示范。当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昂然地站在世界舞台上。美国新国务卿凯瑞，11月下旬在参院提名作证时说：「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应全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不必彼此敌对，限制了很多问题上的合作。」 存有众多利益冲突、国情不同、制度悬殊的美国与中国，还必须力求避免「彼此敌对」，「兄弟情谊」的大陆与台湾，当然更要相互照应、彼此合作、共同整合。我自己是多么地希望：双方不再存「谁吃掉谁」的疑虑之心，却拥有「谁来帮谁」的急切之情。中共当局自会估算，在两岸协商中，是要与国民党，还是要与民进党打交道，才比较容易取得共识。黄年敏锐地道破：过去两岸在试探及协商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在「不承认」，因此现在改善的答案在「承认」。「大屋顶下的中国」即是要「承认」中华民国是「民主中国」。近半世纪两岸都以「不」来表达政策。1979年蒋经国总统提出三不政策──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2000年陈水扁接任总统时提出「四不一没有」。2008年马英九接任总统时宣布「不统、不独、不武」，以后又增加「互不否认」「互不承认」。总之，台湾的心态是不赶路、不急进、不冒险，不得不「步步为营，面面俱到」（陶百川先生语）。沈君山教授是当年另一位国统会研究委员。这位对两岸关系用心多、用情深的才子学者，在1990～1992年间，曾与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有过三次长谈，与邓小平常有交往。他在2004年指出：「台湾的圈子，本省人强势，外省人弱势；大中国的圈子，大陆强势，台湾弱势；世界的圈子，美国强势，中国弱势。一个圈子里，大的、强势的容让着小的、弱势的，才能团结融合。」因此，大家在等着看，和平崛起的中国，是否已有足够的自信，接受台湾的新称呼？ 研究领导学的西方学者常提倡一个论点：领导人要投入最多心力的是：「创造新机会，不是解决旧问题。」进入第二任的马英九总统，如果真能完成「大中国屋顶」，那么他在历史上就会是一个大功臣，既解决了旧问题，又创造了新机会。（三）落实「合情合理」的安排
当北京接受「民主中国」与「社会主义中国」对等的称呼时，「大屋顶」架构就产生了大突破。这一过程不容易，但不是没有机会，因为我认为「大屋顶下的中国」： ──这个说帖有说服力，有逻辑性。 ──这个架构，有弹性，有包容性，也就有可行性。 ──这个理论，前后呼应，两岸共利。或许是巧合，「大屋顶中国」的倡议，完全符合去年11月中共18大政治报告中，「面对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如果把「大屋顶中国」勉强译成英文：China Under one Roof Expanded，以便缩写成CURE，它就变成了破解两岸停滞不前的「药方」。那不也是很巧合吗？ 或许有人建议把原先的「大屋顶下的中国」头三行字改成： 在「大中国」屋顶下， 中华民国是「岛屿中国」（Island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大陆中国」（Mainland China）。如果这样的对等称呼更中性，更有机会被接受，相信倡议者也乐见其成。欧洲的烽火，在经济共同体的运作下消失了；两岸的领导人过去半世纪中，曲折不前；2005年连战的「和平之旅」启动了良性互动，2008年马英九的直航与ECFA签订，终于「曲直向前」（星云大师的话）。如果「民主中国」被接受，它也就可以淡化李登辉与陈水扁执政时代对「中国」一词的丑化与切割，以及修补台湾轻易地把「中国」一词送给对岸的解释权。面对僵局，任何方案不可能无懈可击，在不完美的各种方案中，设法找出一个相对可以为各方接受的架构。「旧思惟」中无法产生「新格局」；正如「旧地图」中找不到「新航程」。黄年倡议的「大屋顶中国」架构，为两岸提出了新格局与新航程。（四）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位得过台湾所有重要新闻评论奖的作者，20年来一直自勉要做宪政改革的守门人、黑金政治的批评者、两岸关系的寻岸人。在所发表的社论及七本著作中，他已经远超过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能尽的言责。但在一个言论自由又充斥民粹、在政治民主又极度泛滥的台湾，宛如当前欧美社会一样，再好的「言之成理」的建议，也都难以变成公共政策。这是美国得过三次普立兹新闻奖的佛里曼的感叹，是否也会是黄年的感叹？
【本文摘自远见杂志3月号；更多文章请上远见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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