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精选》从中央到地方的场馆与艺术节规划 突显创作生态问题
《马戏公园——天台上的秘密基地》为2022台东艺穗节作品,由马戏之门于台东中央市场「现地创作」。(kstudio杨康 摄/ 马戏之门 提供)
2017年初,《PAR表演艺术》开始谈论「大剧院时代」(注1);同年年末,表演艺术评论台亦在「TT不和谐开讲」从国内、外案例讨论「大剧院时代」。其背景是国家两厅院完工30年后,台中国家歌剧院、台湾戏曲中心陆续落成,也即将迎来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等场馆;隔年,所谓「三馆一团」的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正式完备。从《PAR表演艺术》到表演艺术评论台的发声,无非是在望向这些能容纳千人席次的剧院陆续启用后,对于未来的票房、交通移动、场馆规划与定位、创作导向、制作寿命等问题提出前瞻思考。当时,一并被纳入思考的还有在2012动工,但2016年承包商倒闭停工、而一度停摆成都市奇景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简称北艺中心)。
直至今(2022)年,北艺中心终于完工、试营运,然后开幕、启用,似乎代表台湾「大剧院时代」最后一块拼图完成——而在这段时间内,与剧院可能相关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也一一营运。同时,台湾COVID-19疫情也迎向「共存」局面,往持续开放迈进。台湾剧场的整体创作量在剧院备齐、经费挹注、疫情延宕等因素激化下,呈现极端爆量的情况,酿成冲击「大剧院时代」的第一道关卡。
必要与必然的挤压:北艺中心节目规划的冲击
其实,我们刚结束史无前例(也希望是后无来者)的创作量与观看量多到「炸裂」的暑假(7月至10月)。
始作俑者必然是北艺中心的开幕。北艺中心自3月试营运,到7月的明华园《东海钟离》拉开「开幕季」序幕,与「开幕季」紧连的还有常年规划的台北艺术三节(台北艺术节、台北儿童艺术节、台北艺穗节)。纵使不将在各小型场地发生、超过百档的台北艺穗节,以及内含大量免费户外演出的台北儿童艺术节列入计算,单就北艺中心主办、规划的节目,在7、8、9这3个月内就有37档,场次破百(其中,《西来庵》、《NEXEN未来密码—浮光叠影剧场》等作因疫情等因素临时取消、延期)。
这些节目同时使用水源剧场、中山堂等场地,但也常有北艺中心3个剧场全开并同时有内部排练场加入战局的情景。依据席次规划,若票房热络,整个北艺中心可能会同时有3,000人以上在场。
此外,延续台北艺术节过往的策展脉络,部分以3年、或更长期规划的创作分别被纳入「开幕季」与「台北艺术节」,反而模糊掉两者的策划视角,最后成为一种「嘉年华」,目的是为了迎向开幕,尝试激起士林地区(乃至于大台北)的地方关系与票房。艺术节的紧凑,同时也反映出北艺中心隶属市府,而必须服务市级预算的消耗,但这确实是生为地方场馆之必要与必然?只是多数并非商业、大众导向的创作,真能、或是真需肩起这样的重责?或者,有触及更多观众类型的必须,还是过去策展脉络的延续?
从创作团队来看,也可看出部分创作者肩负多部创作的主导责任,如洪千涵、洪唯尧、陈煜典等人,纵然部分节目是延续性的,但在同一区段里必须做如此大量的生产,必然也是消磨——况且,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不一定只有北艺中心的创作案。也可思考的是,创作者可以拒绝提案,但这往往不是「要」与「不要」的选择,还有资源、时程规划等考量。
同时,开幕季是从7月2日到10月2日、台北艺术节是8月5日至9月25日、台北儿童艺术节7月2日至8月28日、台北艺穗节是8月20日至9月4日,时间的彼此挤压,也让相对小型、小众、或(被认为)不成熟的台北艺穗节「被」淡出观众视野——这确实是非战之罪,因为不管是观众、或是北艺中心内部人员,都已疲于奔命(内部人员同时面临制度、规划的转换,无法全盘到位,仍需持续修正);于是,在票价、时间等取舍下只能牺牲。
创作与观看的成本持续提高:地方场馆与艺术节的效应
在「大剧院时代」被提出讨论的当下,同时作为对照组、甚至是此现象之解方的是「地方中、小型场馆的设立」。其主张在于,台湾并无太多团队能胜任大剧院的制作规模、经费运用与销售票房,真正缺乏的是更多中、小型场馆的设立,解决「僧多粥少」的处境,以及南北落差。
吊诡的是,北艺中心的设立并非「大剧院」想像,执行长王孟超曾说,台湾表演产业在硬体上的问题,一是场馆不足,有极大和极小的场地,却缺乏介于中间的场馆;二是内部规划仍然按照19世纪的镜框式剧场形式,但现在的表演,需要更多互动、更沉浸式,甚至要有非典型空间使用的可能性。而北艺的出现,正可以解决台湾长期以来场馆欠缺的问题。(注2)于是,这也触及了另一层问题是:当创作真能、或者是必须在各地方的中、小型场馆制造时,带给创作者与观众的到底是场祝福、还是劫难?
这些年内,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并非毫无作为,不少地方中、小型场馆陆续整建与新建,如屏东演艺厅、台南台江文化中心、台南新营文化中心、桃园展演中心与米仓剧场、新北树林艺文中心等——这些场馆的备齐,正面迎战大剧院时代。只是,这些场馆到底是要纯粹采买节目、还是得发展与开发各自特色?到底要引进各地创作团队、还是专注于在地团队的培植与养成?到底要吸引外地观众、还是集中培育在地观众?这些问题皆非「二选一」,但在远比中央或首都拮据的经费与人力,加上地方角力,这些地方场馆面临的任务绝对不比国家级场馆简单!
甚至,参战的还有近年百花齐放的地方艺术节,有历史较长的台南艺术节,以及相对年轻的桃园铁玫瑰艺术节、台东艺穗节、苗栗店仔艺穗节、花莲城市空间艺术节等(还不含私人举办的今秋艺术节、鱼池艺术节等),看似开发了更多的创作资源,也让台湾的创作环境就此没有所谓的「淡季」(而回溯艺穗节的设置,最早是为了服务淡季的创作团队与观众),总量极多又多点爆发的演出也提高观众与创作团队的移动成本。
部分艺术节、艺穗节规划更有意地与场馆内的制作区隔,刻意选择非典型空间、现地制作,强调与地方连结,于是「驻地」、「田野调查」更成为创作主流。这当然优于过去「蜻蜓点水」的在地创作,也可打破单纯巡演的创作产制。但也绝对增加了创作团队的制作成本,包含经费使用、时程安排等;若相关单位无法提供更高度(额)的支持,创作团队又得找寻更多补助或创作案——长期且得驻点的创作方式、大量却可能低额的创作经费彼此对抗、互相矛盾,更成为难以避免的消耗。
在支持创作之后?又何以为继?
对于「创作爆量」的最佳想像,是伴随着「票房爆量」;但之所以有以上讨论,也基于「票房冷清」的观察,沦为徒劳的剧场生态。
这背后当然有场馆营运、策展规划等策略导致的节目蓬勃(乃至于过度)生产的问题,但这些节目被生产之后,除创作团队自身对内容的努力外,也有整体行销的规划。举例来说,国家两厅院的「秋天艺术节」以「议题」为导向,虽从「盲鸟票」,到安排多场演讲、采访、影像、与KOL合作等方式,来激发大众对议题的认识,进而有进入剧场的企图,但行销手段上仍旧不容易推动这些相对生硬的课题。单以《非常上诉》来说,最后票房虽收在相对理想的将近8成,但过程里可见狂想剧场从开演前数周的4成多,不断倒数的辛劳。或是,北艺中心操作「黑特」为行销手段,如贩卖卤味组合、贡丸先生与拟人化的火锅料等,初始带来话题,但逆向且短期的策略,真能带给场馆荣景、或是转为票房数据,仍有待观察。
甚至,也有节目产制后,主办单位为了推广而与艺术家合作诸多免费的工作坊、讲座等,引导观众认识剧场、买票看戏。或是,地方艺术节的部分节目,多是免费,美其名为培养观众。但,「免费」到「购票」的距离有多长,我想是从台湾剧场兴建到现时都尚未走完的——最后,更增创作团队的劳动成本。
演出爆量、票房冷清,本就不该把所有问题丢给北艺中心与疫情,反而是两者都在2022年成为极度强效的催化剂,揭开艺文生产背后的沈疴。过去,这些主办单位、补助机制往往支持创作生产,但创作出来之后呢?是否有其他方式去支持观众进入剧场?可能是在创作爆量之后必须思考的。
本文作者:吴岳霖
(本文摘自《PAR表演艺术12月号第350期》)
《PAR表演艺术12月号第3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