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非同小可

(一)

请原谅我这么说,这应该是当下,中国科学界最重大的问题,没有之一。

怎么培养真正的战略科学家?怎么让更多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怎么破除科学家的“35岁焦虑”?

毕竟,21世纪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没有人才,不管多么宏伟的目标,都无从谈起。

9月28日,在南方科技大学、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及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青年科学家502论坛”上,我们听到了很多科学家的真知灼见、大声疾呼。

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发表了《关于促进青年科学家成长的几点想法》,听来尤其发人深省。

老先生说,科学家分为三种,优秀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学家,当下的中国,特别需要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老先生也没有回避问题,说当前我国的科研生态环境,仍隐含着一些不利于青年科学家成长的问题。

比如,“35岁焦虑”、粥少僧多、杂事太多、收入差距过大,等等。

就以“35岁焦虑”问题为例,这固然是人才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锤炼,但同时也暴露出,当前的评价体制、成果归属机制、资源分配体制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问题,最关键的,是怎么办?

老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比如,准确定位有组织研究,完善科技战略布局;规定重大科研项目骨干成员中,青年科学家所占的比例;创造更多让青年科学家展示才华的机会。

还有,切实减轻青年家非科研负担,保证他们参与非学术事务性活动,每周不超过1天;还有,拍一部反映“35岁焦虑”的好电影等。

“这个影响会很大。”对于拍电影,老先生有自己的看法,

“我去年看过一部《无所畏惧》的电影,是反映青年律师的。前不久拍了一部《前途无量》,是反映青年金融界人士问题的,还有反映普通白领生活的剧,为什么不反映一下年轻科学家现在面临的困境呢?应该拍一部这样的好电影。”

当然,更重要的,在我看来,还是要继续改善科技评价机制。

也就是说,要把真正优秀的、有能力的人才,遴选出来,培养好,成就好。

这也不是韩启德先生一个人关注的问题,在这次论坛上,就什么是当前阻碍青年科学家成长的最主要因素?韩启德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窦贤康、潘建伟、施一公等科学大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思考。

在潘建伟看来,这个因素,有二。

第一,拿到经费的年轻人“思路散了”,“着急发展更多方向”。

第二,居上位的年长科学家,不能放心让贤于表现优异的后辈,“奥本海默领导曼哈顿工程的时候38岁。”

施一公则指出,

“青年科学家最大的纠结,是科研经费的获取、科技评价体系以及自己学术方向的确立这三者之间的矛盾。”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早期,虽然自己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始终在经费和发文章之间寻求平衡,在既定的评价体系里“成功”的同时,“我是留有很大的遗憾的。”

因此在成为高校管理者后,他对年轻科学家时常鼓励:“做你最想做的研究”。

“我还想说,对中国学生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不是前期的脱颖而出,而是中后期的坚持。”施一公说,“因为大家会经常攀比,会看自己有多少物质回报,这时候坚持就变得尤其困难,我觉得这是将来很大的问题。”

这中间,要靠自身的信念和努力,也离不开大环境的氛围和鼓励。

窦贤康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在尽最大努力,“大幅度提高优秀青年基金的额度和数量。我们要在更大范围内给年轻人充分的机会。”

“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学术氛围和土壤。比如松茸,要在云南的森林里长。”潘建伟补充道,“青年人才成长也一定要给他比较好的环境,让他安心、专注地进行研究。”

在这方面,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可以说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样板。

“为什么我们探索奖和新基石能够评得好?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高水平、负责任的评审者,并且给予充分的信任,这个经验是值得推广和学习的。”

韩启德说。

(二)

提到科学探索奖,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这个奖项,于2018年设立,由杨振宁、饶毅、施一公、潘建伟、谢晓亮等14位知名科学家,与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共同发起。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说,这个奖励,不管是对内地科学家还是港澳科学家,都是他们人生历程中无法忘却的纪念。

我甚至还觉得,

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历史意义,或许过10年、20年后,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

科学探索奖,也是当下最具特色和活力的中国科学大奖。5年内,获奖者每人将获得3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从物质到精神,简单而言。

1,获奖科学家还年轻,还没有功成名就,多少还有些生活的压力,但这笔不菲的奖金,可以让他们摆脱经济的压力。

2,他们就可以心无旁骛,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以我们国家的机会和他们的才智,不排除在未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3,这更是一种激励,毕竟,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个大奖,将激励更多的青年人投身科研、开拓创新,甚至改变青年科研的生态。

我们必须看到,创新,就是挑战不可能。

我们还要看到,创新,尤其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

2019年获奖人、北京大学教授周欢萍就坦言:“得到资助,让我有底气把目光从短平快的项目上移开,转向一些不确定性更高但是意义更为重大的课题。”

2020年获奖人、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王钻开也表示:“科学探索奖最大的意义是让科研工作者回归科研本身,秉承纯粹的探索精神,追求科研的真善美,更有定力去尝试、去钻研、去攻克。”

在韩启德先生看来,科学探索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评审真正以选才为己任,尊重青年人的兴趣。

在谈到同行审议时,施一公就举了一个例子,说他在普林斯顿做了7年NIH的评委,“有一年一个项目共3个评委,我是主审,没想到我很看好的一个项目,副审反对,第三个评委也反对,这个项目基本就没戏了。”

但他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就据理力争,结果没想到在现场有一个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实际上是那个项目申请人的竞争对手,他也站出来支持他,施一公当时非常感动。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一起投票,支持申请者拿到了项目。

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大同行的讨论是必须的,但是一定是基于科学精神的讨论。如果是基于其他的一些非科学的原因,危害可能会很大。”

施一公说。

潘建伟先生指出,在没有特殊问题的情况下,也要给被评审人一个申辩的机会。

“好多年前我发现,平庸一点的被投票的都排在第一,但是做得比较好的,基本上都不会排在前面。因为做得好的支持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一样很多。”他说,大同行、小同行的意见都很重要,但“要让他有一个申诉的机会,有人说你不是原创的,他能来解释清楚就可以。”

科学家研究的是科学,但评价科学家的体系也要科学,要有一颗公心。

潘建伟先生就说,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就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榜样,这两个项目,“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也非常细致”。

(三)

最后,我个人的几点小小看法。

第一,公正公开,让更多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

我前面说了,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关系到青年科学家的选拔培养,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毕竟,我们这个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公正公开更是一篇大文章。

科学探索奖,还有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在这方面,可以说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不仅仅选出了优秀的科学家,而且,用一些院士的话说,在学术界收获了“风清气正”的评价。

难得,非常难得,尤其在我们这个讲究人情的国度,非常不容易。

这需要严格的制度和流程,需要科学家们的自律和他律,需要彻底杜绝打招呼的行为,当然,还要有制度的创新和监督,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当然,一年很好,并不等于年年都好。

这个奖项还在继续,考验也在继续,这还需要经历时间和历史的真正检验。

第二,长期主义,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这也是我很感慨的一个地方,我们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悄无声息了,或者,有时虎头蛇尾,让人叹气。

这也是我特别认同科学探索奖的原因,就是要公开公正,就要有一套好的选拔制度;而且,认准的事情,持续做下去。

我觉得,就冲这一点,必须向腾讯向马化腾致敬。

腾讯是一家伟大的企业,但更伟大的,是科技向善的理念,是重视基础研究的情怀,并愿意大手笔慷慨付出,为改变未来打下基础。

让人刮目相看的,腾讯不仅仅推出了科学探索奖,还推出了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确定了由科学家主导人才遴选的评价科学体系。

过50年,过100年,我们回过来看,科学探索奖,或许就是一个传奇,一个奖项的传奇,一个企业的传奇,一个国家的传奇。

第三,科学需要重奖,但这还远不是全部。

科学探索奖,奖金不菲,每年不超过50人,每人300万;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资助还要更丰厚一些。

但我总觉得,科学重奖,多多益善。

尤其在当下的国际大环境下,科技必须自立自强,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没有人才,没有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我们就不可能有未来。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更多的马化腾,更多的腾讯;需要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加入进来,让我们的科学基金更加丰厚,奖励更多优秀的科学家。

但重奖,也远不是全部。

潘建伟就指出,光给钱也是不行的,关键是为科学家们营造一种学术氛围和土壤。

“青年人才成长也一定要给他比较好的环境,让他能比较安心、专注地进行研究,不要老是想着搞越来越多的项目,一定要按照他的兴趣来做,这种氛围非常重要。”他说,“这一点我的感触非常深,文化的氛围和土壤的营造是非常重要的,但肯定不是选拔出来的。”

我们这个社会,肯定还是有天才的,但要让一大批人才成为天才,那就需要土壤,需要氛围,需要制度,包括纠错的制度。

人才济济,科学昌明,开放包容,这样的中国,又何惧东西南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