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是中国最职业的体育联赛
导语：中国职业足球走过20个年头，一直在摸索中前进，朝着“真正的职业化”做着努力，进入“中超时代”后，改革更加大刀阔斧起来，独立法人、自由转会这些职业联赛的关键指标都已经完成，目前来看，中超联赛仍然是中国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联赛。
yoyo体测顺应民意，寿终正寝
体能测试，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职业联赛共同成长的小伙伴。尤其在刚开始职业化改革的1994年，海埂高原上进行的12分钟跑测试，曾将多位国脚级别的球员挡在联赛门槛之外。但也正是在如此残酷的淘汰机制之下，甲A赛场上一扫往日“一看二停三通过”的懒散作用，涌现出像上海申花这样以擅长跑动和“强逼围”而著称的冠军球队。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机械的12分钟跑项目也逐渐暴露出种种不足。从2003年的“末代甲A”开始，体能测试的项目改成被认为更具科学性的“YOYO体能测试”，即由一位丹麦体育博士发明的间歇性耐力测试。
而在2011年的中超赛季开始前，足协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取消“YOYO体能测试”！此举意味着17年来伴随着无数争议的体能测试，不再作为决定球员是否有资格参加联赛的先决条件。巧合的是，取消体测的那一年，也正是广州恒大冲上中超、开始用高额奖金悬赏胜利的一年。或许，当老板们的奖励足以唤起球员的职业精神和自律意识时，体能测试的确就成为了多余的东西。
点评：
当中国足球将体能测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时，没想到中国篮球却把这件老古董捡了出来。同样在2011年，中国篮协宣布重新恢复此前被暂停了6年的体能测试。而且相对中国足协比较简明的规定而言，中国篮协对于体能测试的规定显得十分复杂，比如针对不同位置的球员分别制定不同的达标标准，另外每支球队和国家队成员都有可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免试”名额。在过去3年里，体能测试的项目和标准也几经变化，尤其在国家男篮今夏遭遇亚锦赛上的惨败之后，中国篮协随即调高了达标的成绩标准，导致更多球员不得不在负重深蹲、负重卧推和折返跑等项目上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曾几何时，中国足球的转会制度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一朵“奇葩”。比如当欧足联、国际足联早已推行球员合同到期之后自由转会的制度时，中国足协却在转会规则上加入了独特的“30个月”规则，也就是球员与俱乐部合同期满后的30个月之内，原俱乐部仍有权决定球员的去留。
以上规则的存在，一方面导致球员在与俱乐部进行合同谈判时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比如在2009年，周海滨在与鲁能合同到期的情况下，表示将自由转会到荷兰埃因霍恩俱乐部，理由就是中国足协的“30个月”规则并不能限制跨国的国际转会。
除此之外，还有俱乐部利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钻空子。同样在2009年，戴琳在与辽宁合同到期之后虽然无法直接自由转会国内俱乐部，但他却借助于首先自由转会到萨拉热窝斯拉维亚、而后马上再低价加盟申花的方式，变相实现了在国内联赛中的自由转会。
面对以上种种乱象，中国足协终于在2010年底出台《中国足协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其中第一次明确在自由转会制度上与国际足联接轨，即球员在“与原俱乐部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可以“在会员协会间转会”。这项新规的出台，为职业球员在签约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也迫使俱乐部不得不逐渐改变以往合同一年一签、甚至玩弄“阴阳合同”的作风。
点评：
在中国体坛的其它职业赛事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转会制度。比如在乒超联赛中，曾以类似公开拍卖的方式决定优秀运动员归属，结果在2010年的摘牌大会上，女选手郭焱居然以1133万的天价被山西大土河摘得。
相比公开进行的转会或者摘牌，还有一些交易则在幕后进行。比如在CBA联赛中，很多人都对辽宁2010年将主力后卫张庆鹏送往新疆的决定感到不解。直到3年后目睹全运会男篮比赛的名单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或者这是为换取新疆方面同意让巴特尔代表辽宁征战全运会所付出的代价。
“G7上书”逼迫足协打破垄断组建中超公司
尽管中国职业足球被认为尚未完全摆脱行政管理的色彩，但至少在商务经营这一块，中国职业足球仍然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由中超公司来负责整个联赛的商业运作。
当然，迈出这一步的过程实属不易。当初由于不满足协垄断联赛经营的利益，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曾在2004年集体行动，要求发动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尽管这一诉求并没有完全被足协接受，但作为一种妥协和安抚的手段，足协仍然在市场开发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在原先授权足协旗下福特宝公司负责开发中超联赛市场的背景下，从2005年1月开始，足协同意转而授权中超委员会负责开发管理。接下来在2005年10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立“中超联赛股份公司”，后者随后接管了中超市场开发这部分业务。
在接下来几年的运作过程中，中超公司也曾出现过一系列闹剧，比如在该公司任职的多位高管在“反赌扫黑”风暴中锒铛入狱，之后选聘总经理的过程更是引起了巨大争议。但如果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中超公司问世本身就是制度上的重大突破，为各家俱乐部提供了一个参与决策的舞台，也许会为将来彻底实施“管办分离”奠定重要基础。
点评：
无论中超公司存在多少不足，至少它有一点可以引以为傲，那就是在国内其它职业联赛中并未出现类似地位的公司。以CBA为例，其商业开发权完全由篮协一手操控。比如在2012年，盈方公司以为期5年、每年3.3亿元的续约价格，继续负责CBA联赛的商务开发和电视转播业务。如果单看合同金额本身，似乎这还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可令各家俱乐部感到不满的是，整个签约过程完全由篮协一家说了算，俱乐部那里连走过场的表决权都没有，更不要谈单独寻找合作伙伴的选择权，只能完全听任篮协的安排。
在甲A乃至中超联赛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支球队在更换东家之后搬迁主场的情况。比如目前的贵州人和，其前身是西安浐灞，再之前则是曾在沪上足坛掀起波澜的上海国际。又比如近期传出可能远迁云南的上海申花，曾在2007年经历与上海联城之间的合并，而上海联城的前身则包括珠海中邦、大连赛德隆等多支球队。
以上这种不断变换名称和主场的情况，可以从消极层面理解为中国职业联赛的不稳定，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倒也反映出联赛环境有利于资本自由进出的特点。原因是自从1994年开始职业化改革以来，大多数俱乐部已经摆脱了昔日举国体制下“地方队”的烙印，逐步与各自的地方体育局脱离关系，其投资主体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
这样一种法人结构，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很多便利。通常情况下，只要买方与卖方之间谈妥价格，地方体育局一般不会在俱乐部易主问题上设置障碍。一旦市场上出现具有雄心壮志的投资者，往往可以快速完成俱乐部的各项变更手续。正因为如此，直到2010年才有意投资足球的恒大集团，可以在短短4年时间里就创造出今日的辉煌。
点评：
尽管名义上也是一项职业联赛，但是在CBA的运作过程中，各地方体育局普遍具有重要的话语权，甚至在俱乐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有时还必须考虑到备战全运会的元素。另外即便在足球领域内，曾经成为中国足球学习对象的韩国K联赛，其实也无法完全摆脱地方行政的色彩。K联赛中除去几家由大公司赞助的俱乐部之外，还有不少“市民球队”主要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而生存，比如大邱FC的主要股东就是大邱市政府，董事长更是直接由市长出任。与之情况相类似的俱乐部，还包括大田市民、庆南FC、江原FC等等。
“反赌扫黑”风暴确立联赛公信力
从2009年开始掀起的“反赌扫黑”风暴，既是中国足球的重大耻辱，但又为中超联赛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这次风暴的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以谢亚龙、南勇为代表的足协领导，以陆俊、黄俊杰为代表的裁判，以祁宏、申思、江津等前国脚为代表的球员，以及其他一些林林总总的角色。如此大面积的腐败行为被曝光，显然会令无数球迷感到痛心。但时隔几年之后回过头看，会发现恰恰是从“反赌扫黑”开始，中国职业足球出现了强势的触底反弹。
比如在风暴中被罚降级的广州医药，很快就以“广州恒大”这个新名字卷土重来，随即创造出一系列令人乍舌的奇迹。包括就在司法部门进行调查乃至审判的过程中，中超俱乐部的老板们却开始了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的节奏，为联赛带来了上座率、收视率乃至商业价值的不断攀升。
可见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正是依靠一次全面而强力的彻查，扫除了不少以往阻碍联赛健康发展的病菌，对外展现出重新确立联赛公信力的决心，也让投资人或者潜在投资人看到了在全新环境下获取回报的希望，最终形成了如今的繁华局面。
点评：
曾几何时，只要一谈起中国体坛的丑恶现象，人们往往会首先想起足球领域内的“假赌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发现足球绝非中国体坛唯一的“重灾区”，甚至都不一定是情况最糟糕的地方。至少足球领域内的大多数腐败现象，还是集中在比赛中得到体现。至于其它项目那里，则有可能在基础选拔、奖金分配乃至利益交换等方面普遍存在“潜规则”。之所以足球长期成为众矢之的，反倒是与这个项目对外透明度较高的特点。如今面对在其它项目上相继爆出的种种丑闻，或许整个中国体坛也需要一场大风暴来进行洗涤。
中超联赛是中国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联赛
从1994年到2013年，从甲A到中超，中国职业足球已经走过了整整20个年头。在这20年里，中国足球经历过无数次刻骨铭心的失败，人们也已经习惯于用“不职业”来解释失败的原因。
但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无论以“五十步笑百步”还是“矮子里拔将军”的眼光来看，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中超目前是中国体育领域内职业化程度最高的一项赛事。另外如果抛开对于中国足球的传统偏见，我们还必须承认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超目前在职业化道路上保持着不断进步的势头。
实际上，职业联赛发展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而在中国体育仍然徘徊于举国体制和职业化之间的背景下，中超显然无法完全摆脱原有的运行轨道，只能以相对较慢的节奏和相对较小的步伐来寻求突破。
至少通过20年来的不断改革，我们已经在足球领域内习惯了“外援”、“自由转会”之类与国际接轨的概念，这在20年前令人难以想象，也是目前在其它很多体育项目上尚未实现的目标。而在商业开发方面，中超更是将其它项目远远甩在了身后。无论是亚冠决赛高达5500万的票房收入，还是“恒大冰泉”的借势推出，都让人看到了中超在职业化之后所具有的巨大商业价值。
当然，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还远远谈不上成功，如果说过去20年主要是在外在模式上仿效职业化的“形”，那么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则在于体现职业化的“神”，也就是将内部事务真正交到专业人士的手中，依靠遵循足球规律和商业规律的行事准则，来逐渐摆脱行政力量或者长官意志对于俱乐部运营的影响。而且作为国内体坛职业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项目，中国足球在改革领域内的每一步突破，都有可能在更广泛范围内产生启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