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马寇尔 以尊重为根本 让自己成为桥梁
德、日混血，出身音乐家庭的准．马寇尔，曾师事指挥传奇杰利毕达克与迈尔，也曾受教于伯恩斯坦与小泽征尔，担任过多个知名乐团的音乐总监，从基层做起的他，历任多职、甚至歌剧院营运管理都有经验。对指挥的工作，马寇尔强调「团队」的概念，他说：「交响乐是复杂的，当然好的乐团有首席可以带领，但如果没有，我就必须在短时间内有效地给予建议。放大到整个乐团，弦乐如何跟管乐、打击乐连接？同样的旋律要如何在各个声部转换，这就是团队工作。」多花一点时间，依据每个乐团、每个场地，弹性形塑当下的美，到最后，「当他们尽情发挥时，就是他们自己的演出，而不是我了！」
带着一抹微笑，准．马寇尔（Jun Märkl）礼貌地点头。在这被疫情迫使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的现下，连握手寒暄都显得奢侈。但访谈之前，他才刚结束一个会晤，风尘仆仆地赶来。像是要弥补隔离十四天的时光似的，乐团替他排了满满的行程，那时，他新任国家交响乐团（NSO）艺术顾问的头衔都尚未对外宣告。
学生时代，他就曾经远从德国，经过几个国家旅行到台湾。这次，他去过了阳明山、大稻埕，看过了重要的剧院，欣赏了传统戏曲、也拜访重要舞团。对于建筑物、大自然印象深刻，当然，体会最深的就是这片土地的人。从遇见的人们收集资讯，尝试找到概念与策略，分析潜在观众所需，寻找概念与策略。他有感而发：「对很多欧美人士来说，东方都是一样的！别说理解台湾，要区分日本、中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都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台湾有自己的历史、困难且复杂，但挑战可能性，却也是有趣的地方。」
我属于某部分的中间
有这样的深入的观察，或许是来自于他东西方融合的背景。准．马寇尔生于慕尼黑，父亲是德国乐团首席，母亲则是日裔钢琴家。自小师从父母学习音乐，就读德国汉诺威音乐院与美国密西根大学，曾师事指挥传奇杰利毕达克（Sergiu Celibidache）与迈尔（Gustav Meier），也曾受教于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与小泽征尔（Seiji Ozawa）。近年来担任过里昂国家管弦乐团（Orchestre National de Lyon）、莱比锡中德广播交响乐团（MDR Leipzig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2007-2012）和巴斯克国家交响乐团（Basque National Orchestra，2014-2017）的音乐总监。对德奥系统经典曲目的诠释备受肯定，在法国时期以精湛曲目及系列录音，获颁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目前累积录音专辑超过五十张，最知名的作品包含与NHK交响乐团的全套舒曼交响曲实况录音、与里昂国家管弦乐团的九张德布西专辑、及一系列圣桑斯和细川俊夫的作品。
「对于困难与复杂，我很习惯了！」马寇尔笑着表示。的确，自小生活的环境在冷战时期的边界，经历共产与资本主义的冲击，加上德国与日本的混血，他不断感受到冲突。「我属于哪里？这是我反复询问的问题。」曾经觉得困扰，但随着年纪增长，他逐渐理解，自己根本无法完全归于哪里，而应该是「某部分的中间」。既然如此，他将自己当作桥梁，协助一方了解另一方。以「相互尊重」为基础，让陌生的两端有了连结。
德国与日本向来是一丝不苟与讲究完美的民族，在两者的教养下，会是什么样的成长？马寇尔笑着透露，他名字的意思，完完全全就是父母的期望。原来“Jun”翻译的「准」并非音译，而是日文汉字转变而来。母亲来自于日本传统的武士家族，注重教育与纪律。因此即使儿子生在欧洲，也决定让日文的名字与美德并存在生命中。特别的是，他的兄妹这辈名字都是日文先、德文后，到了下一代，则转为德文先、日文后。这是他们铭记传承的方式，同样属于两者、又连结两方。
同样与生俱来的，还有音乐。马寇尔以三个阶段解释：「第一，就是在母亲子宫里就开始接触；第二，是三岁学钢琴、四岁学小提琴。第三阶段，就是不希望我成为音乐家！」这个发展令人惊讶，毕竟父母亲自指导音乐，而他也表现优异。只不过，走过才知道路途坎坷，双亲不愿马寇尔跟他们一样辛苦。由于母亲家族有很多医生，于是他尝试转换跑道。经过相当严苛的医学训练，他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从十六岁起，就实际操作紧急救援的专业。德国救护系统要求一次三个人行动，因此他从开救护车的第三助理开始，一直到最后成为第一主导者。
那几年经历过的惊心动魄永远忘不了，马寇尔明白紧急救护的天命就是活在这千钧一发中，也明白自己有能力将病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但是，就像学习音乐经过枯燥的练习，有时会觉得到底为了什么？直到懂得有能力贡献听众的那一刻。对他来说，即使音乐不像医学那样解决人体的病痛，却能建立正向经验，留存美好记忆。「医学仍是我生命中重要的经历。」马寇尔绕了一圈，证明没有一条路是轻松自在的，包括自己的最爱。「音乐也并非全然是快乐的，那些广大的悲伤情绪，都是作曲家将体验写进来的。看过人生，让我更了解音乐。」
「团队」就是他的工作宗旨
不过，究竟在什么关键上，从钢琴家变成指挥？马寇尔认为，孩子小时候都会想要像父母一样，他也不例外，一心想要跟他们一样成为演奏家。他曾经一天花十四个钟头练琴，为了想争取多一点时间，他还躲在钢琴下不出声，等着被锁在琴房里面，在大家都走了之后出来继续练。「然而，一个人演奏久了，我发现自己有些东西不见了！那些喜悦、分享在哪里？」这时才感到向来钟情的「团队」想法，能在「指挥」中寻获。
要成为一位独当一面的指挥，并不是学校毕业后就能够登上舞台。在德国，常需要从歌剧院的声乐指导（coach）做起，为芭蕾、歌手、小型室内乐排练，之后再进阶负责小编制的乐团，逐渐可以登上舞台排练，担任助理指挥接触大型乐团。当乐团的主要指挥排练时，助理就必须协助、趁机学习，期待能有上台的一天。当运气来临，表现得好就得到更多机会，反之，恐怕梦想就结束了。马寇尔就是前者的例子，从最基层做起，将指挥交响乐与歌剧视为一体两面，同时并行，历经音乐总监、行政总监、甚至歌剧院营运管理都有经验。即使现在已经不需要做这么多事情，也能够清楚计划的全貌。
对于指挥的工作，马寇尔不只一次强调「团队」的概念。旧时代的模式，就是指挥主导一切，团员仅担任执行的工作。然而他却认为「指挥跟权力绝对无关」，全部听命于一人乍看之下很有效率，但那不是他追求的目标。「身为一位指挥，我必须启发团员，让他们知道乐谱的背后是什么。」因此他总是先从乐谱外找到作曲家、风格、知识等资料，取得大方向。排练时，他喜欢从聆听开始，从双簧管的声音品质、法国号的片段、弦乐的语法……将台上音乐家迥异的传承、国籍、年纪等材料，顺势揉合成一致的精神。
他说：「交响乐是复杂的，如果是独奏就不太有问题，但例如弦乐声部，卅人可能有卅种声音。当然好的乐团有首席可以带领，但如果没有，我就必须在短时间内有效地给予建议。放大到整个乐团，弦乐如何跟管乐、打击乐连接？同样的旋律要如何在各个声部转换，这就是团队工作。」这也许会多花一点时间，但是依据每个乐团、每个场地，弹性形塑当下的美、自身的美，那才能显现现场演出珍贵之处。在指挥的整理下，乐团声响瞬间变化，不但音色统一、乐念也统一。当彼此之间散发出满意的笑容时，就知道为什么他喜欢这么做的原因。到最后，「当他们尽情发挥时，就是他们自己的演出，而不是我了！」
来过台湾 又回到台湾
在世界各地工作，马寇尔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公路旅行。只要有空，他就会将他的露营车运到各地，展开一段长期的野游。车上可以装满物资长达两周到一个月不需补充。喜欢野生动物、大自然的他去过非洲、横渡沙漠，一个人像是探险家一样寻求刺激，又如同流浪者般地放逐自我，属于个人的时间与空间，何其自由自在。来到台湾，他也开始构想开车到东部海岸度假，但几天的忙碌下来，他才意识到这里交通太方便，开车到处遇到人。况且，在台湾一个月的征途，恐怕要环岛好几圈。
从小在德国长大、有着多元文化的家庭，再加上旅居法国十年，以及各大城市的演出，马寇尔能够以六种语言与人们交谈。说到这，他谦虚地表示对这些语言的掌握程度都不一样：德文、法文、英文流利，义大利文很好，日文与西班牙文排最后。这结果启人疑窦，难道日文不是他的母语之一？殊不知母亲并未教导他。「母亲很小就被送出国，为了适应环境，她刻意只说当地的语言。后来决定留在德国并且建立家庭，担心孩子可能无法学好两种语言，于是更没有机会说日文。」但语言是进入文化最好的钥匙，为了了解日本，他进了语言学校学习日文。到目前已有一定水准，也懂一点汉字的书写。最近正在想，什么时候可以有勇气去学中文。
马寇尔第一次来台湾指挥NSO是二○一八年，事实上也只有那一次合作，但唯一一次就令人印象深刻。代理首席邓皓敦说：「团员对指挥的排练是敏感的，我们大概半场排练就会知道好不好，三、四天加上音乐会就会更清楚。」法国号助理首席黄任贤则说：「有些指挥比较强势，但他并不强迫我们改变什么。他的排练很有效率，能在短时间抓到重点。对团员来说，有些困难的乐曲会让演奏者畏惧，但他来带会让人感觉变得容易许多。」在众人期盼下，马寇尔终于接下艺术顾问重任。他点头答应的关键何在？马寇尔给了一个调皮的表情，像是想冲淡一点拘谨的氛围，却又不自觉将手指拖着下巴严肃地思索。「这题我要小心回答！」说完，又笑了。
不像一般西方人那样热情，马寇尔略带腼腆地说：「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爱这个乐团。」缓慢爬梳出来的话语，使得立场更为坚定。「第一，乐团水准相当好、具有潜力。第二，台湾人非常友善、易亲近，有开放的思想。第三，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可供发挥。第四，你们很幸运拥有完整并弹性的行政体系。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从大排长龙的演前导聆、演出的反应等知道观众水准好，求知欲也高。」短短的时间内能够理出头绪，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有过审慎的思考。不仅如此，从言谈间更惊讶地发现，他对于乐团近期的发展策略与节目制作都有所涉猎，也对未来有初步规划。
希望连结各种视野 挖掘各种可能
尽管交响乐从西方开始，马寇尔总是希望连结各种视野进入制作当中，不论是历史、文化、大自然、艺术形式等，都是他取材的对象。对于歌剧制作、音乐家培育有一套思维，对于跨界演出的点子也开放建议。在国外，他已有许多与影片、数位、灯光艺术等合作的成功案例，挖掘剧场可能性。在台湾，他如同找到宝藏一样喜悦，亟欲一显身手。只是，最令全球措手不及、也最难以克服的疫情下，即使台湾控制得宜，音乐会能够正常举行，但乐团该如何国际化？仍是一大难题。未知他已想过解决办法——可以尝试整合大型企画，邀请国际乐团加入，依靠录音与网路的无远弗届开启大门，将乐团的名声跨越边界边界。「借由新媒介的灵活运用，准备多一点可行性，A计划不行就换B计划，B计划失败就换C计划……总能够找出一条最适当的路。」
一样地以你的角度出发、一样地为你想方设法。马寇尔试图做的，又是一端通向另一端。以自己为桥梁、为沟通的管道，这不仅是他的人生，也是他的信念。
历程宛如谍对谍 NSO寻访艺术顾问大揭密
「能够请得到马寇尔，乐团简直像中了乐透！」NSO竖琴首席暨本次团员代表之一解瑄转述国外音乐家友人的比喻兴奋地说。毕竟，马寇尔是国际乐坛的重要人物，音乐会全满，连邀请来台客席都难有空档，何况是长期的合作。巧合的是，当时台湾周围的几个乐团如首尔爱乐、新加坡交响乐团、马来西亚爱乐全都悬缺音乐总监，因此多了竞争对手，更增加了遴选的困难。幸亏疫情的影响，打乱了马寇尔的行程，也给了NSO意外的机会。
NSO音乐总监候选名单的产生有三个方式，分别是团员推荐、董事会推荐及自行报名。乐团在获知上任总监不续任后，即启动遴选作业，由演奏员委员会召集声部首席，再将讨论结果于团员大会中报告，经过全体团员投票选出三至五位人选送至董事会。遴选小组成员包括董事会三位代表、外部专家两位，而团方则由两位乐团首席加上两位团员代表参加，由以上人员接续随后程序。
团员代表黄任贤说：「我们非常慎重！团员们对有些指挥很有印象，但有些人不太确定，所以我们调了表演艺术图书馆的录影、也请乐团办公室准备资料。」在决定初选名单之后，小组们就会开始与候选人接触，打探可能性。为了准确性，团员们打听候选人所在，飞了数趟前往亲自面谈。回想当时前往马来西亚找马寇尔「喝咖啡」时，一来不能透露来意，二来也要避免触动马来西亚爱乐的敏感神经，过程可说是谍对谍。邓皓敦说：「我们只能问他的未来规划、请教他对经营乐团的理念等等，在闲聊中观察。」黄任贤也说：「几位候选人所在的乐团都有我的朋友，所以我也顺道约他们出来吃饭，从团员角度听听他们的意见。」倒是马寇尔事后得知来意笑着说：「他们问了我东亚合作的想法，我觉得很合理，也认为有能力来协助。」在台湾宣告他为艺术顾问不久，马来西亚爱乐也宣布聘任他为音乐总监，事实证明在他们接洽之际，马来西亚爱乐早已捷足先登。
分别与所有候选人接洽后，遴选小组则依据回报展开投票。无庸置疑的，马寇尔不但是最初团员的首选，也是遴选小组的第一名。访谈间，邓皓敦与黄任贤不只一次强调董事会对团员意见的尊重与信任，促成了最后结果。再度邀约，终于以艺术顾问的模式说服了马寇尔，让整个过程圆满落幕。（李秋玫）
本文作者:李秋玫
《PAR表演艺术 12月号第3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