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感念，七十年恩义
刘国松为少数关注人类登月事件的前辈艺术家。（高美馆提供／本报资料照片）
七十年前，我十七岁，一个遗族学校中学生，踏上了基隆码头，开始我在台湾的人生。
父亲死于对日抗战，母亲留在大陆，我在战乱流离中，跟着学校撤退到台湾，寄宿在师大附中的大礼堂改成的宿舍里。除了同学，除了学校，我无依无靠，要独自在这乱世中生存下去。
那一年，我想念留在家乡的妈妈，想念得毫无办法，就在教室里用一张小明信片，画了一幅小画，是一个小孩子，泪水溢满的大眼睛望着前方，题写着「妈妈你在哪里」。那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母亲是北京通县一户大户人家的女儿。父亲是山东人，不愿忍受军阀和日本人的军威，南下参军北伐，成功后部队驻扎在通县，结识了母亲，不久就生下了我。抗战爆发后，父亲在上海受伤，回湖北樊城补充兵源，这是我与父亲见到的最后一面，最清楚也是最后的记忆。不久，他就在保卫大武汉的激战中壮烈牺牲。随后的七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随军队留守处四处逃亡，最后被日军俘虏，母亲半生省吃俭用存下来的积蓄，被日兵一抢而空，从此家破人亡，母亲也因为无法过活而改嫁。
八年抗战，居无定所，我从未好好读过书。胜利后，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好像要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为了让我去报考全公费的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母亲将家中仅有的钱拿出来，也只够买一张由汉口去南京的船票，如果考不取的话，我只能流落南京街头。幸好我顺利考上了。1949年，我才能跟随遗族学校辗转来台，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一年级。我的命运因此改变。
高二后，我以同等学历考取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艺术系（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立刻成立「五月画会」（1956年），发起了现代艺术运动，同时赴基隆市立一中，开始美术教育工作，至今，竟也超过一甲子了。虽然其间台湾的美术系曾拒我于门外，香港中文大学却于1971年邀我去美术系执教，并出任该系主任之职。但在1992年退休后，朋友们留我在香港，家人要我去美国，我还是坚持回台湾定居。作为一个流浪四方的「东西南北人」，台湾终究是我这一生住得最久的地方，感情最为深厚，是我的第二故乡。
回顾此生，或许因是烈士遗族，无亲无依，只能自立自强，个性不免倔强好强，独自撑持，即使有心事委曲，也从不轻易对人言说。这就容易遭致误解和攻讦。万幸的是，此生中竟有好几位恩师、贵人、知己，在明处暗地，给我人间最难得的情义恩助。感激之情，我一直深藏心中。
过去，朱德群老师画展与张隆延教授书展，以及前些时知己好友余光中教授辞世后，我都曾写文章公开深致感念之情。然而在我心中，还有几位不能遗忘的恩人，虽已不在人世，我仍然想借此次高雄美术馆的展览，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感恩之意。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廖继春与虞君质两位恩师。廖继春是我在师大的油画老师，由二年级一直教到毕业，将从来都没看过油画的我，从如何用油调色教起，一直到野兽派与立体派的笔法之异趣。1956年暑假，他鼓励安排我们同班同学郭东荣、李芳枝、郭豫伦和我四人在师大素描教室举办「四人联合西画展」，随后又在他的鼓励下，于他的云和画室成立「五月画会」。
廖老师对我个人又特别照顾。师大四年级时，由于赶制毕业画作，没有时间整理内务而被教官赶出宿舍。因为我只身在台没有背景，无处栖身，廖老师听说之后，立刻收容我在他画室住下，一直到我去中学实习为止，使我免于流落街头。
最让我感激涕零的是他对我的提携。1959年，我在基隆市立一中教美劳，一天廖老师打电话给我，问台南成功大学建筑系郭柏川教授要他推荐一位学生做助教，问我愿意去吗？我听了完全没有思考就一口答应了。
后来廖师母对内子说：「老师最喜欢刘国松的！郭教授要老师介绍他的得意门生，他第一个就想到刘国松！」由于廖老师的爱护，助我进入大学工作，后来才有机会进入中原大学建筑系任讲师、副教授到教授。自此才有多余的时间从事创作。
虞君质教授是我大学一年级的《艺术导论》老师。他的一句「一切的艺术来自生活」，让我放弃画了五年的国画而改变为全盘西化，并且让我进入思考的领域，常常想到艺术的本质问题，对我后来的创作过程与目标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月画会成立后，虞老师一直给我们许多指导与鼓励。每次展出，都会为文支持，更为我们与保守的反对派笔战，包括新儒学名人徐复观教授在内。虞君质教授对我的最大的义举，是1962年3月25日美术节时，我策划了一个「全省现代画会联展」，由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主办。正式开幕的上午，政工干校的教师们，找到前一年刚在巴西圣保罗双年展获得荣誉奖的秦松的一张版画，说是画中有个蒋字是倒过来，诬指为「倒蒋事件」。
虞君质教授立刻惊觉事态严重，必将连累一大批人，尤其是发起和领导展览的五月画会和我。他立刻发动师大老师支持五月画会运动，带头参加五月画会的老师，有廖继春、王壮为、孙多慈、马白水，还有校外的张隆延教授（曾任板桥艺专校长）等。廖继春与王壮为老师，还拿作品参加一个多月后展出的第六届「五月画展」。在那戒严时代的高压气氛下，这几位老师冒着政治风险，不惜挺身参加画展，和我们站在一起，这样的义侠仁风，这样的护持学生，让我一生感念不尽。
这个「倒蒋事件」，明明是高度敏感的政治事件，后来却不了了之，让当时的我，实在感到不解。三十几年后，才知道还是因为张隆延教授暗地里见了蒋经国，为我们解释，因而没有延烧下去。从此，台湾的现代艺术运动走入了康庄大道。
最后我要致意的是，余光中兄为我介绍的李铸晋教授。李铸晋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美术史教授，1964年来台中参访故宫博物院，光中兄请他吃饭要我作陪，目的是介绍我们认识。席中光中一直推介我，要李教授去看看我的画。起初李教授推说太忙，恐抽不出时间，但经不起光中一再地赞美我的创作，最后勉强答应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去我画室。我还约了五月画会所有画友请他们各带两幅作品过来。李教授过了十点半后才到，他下计程车后的第一句话说，他只有十五分钟来看我，下面还有约会。但是当他看到我刚画好的那张〈寒山雪霁〉时，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他说：「我一直觉得中国画应该改革，但怎么改我不知道，今天你作的画，正是我想要看到的。」最后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才离开。
没想到他回美国后，就向洛克斐勒基金会推荐我，后来获得该基金会一年的环球参访旅行奖。由于我1966年初到美国后的表现，再加上英国剑桥大学名教授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9月在旧金山帝扬博物馆（de Young Museum）的演讲，大大赞美我后，基金会的执行长立刻将我的旅行奖由一年改为两年，还包括内子黎模华在内。
由于李铸晋教授撰文与演讲的推荐，1967年1月在纽约举办了第一次个展，纽约时报的艺术主编在21日的时报上给了我极佳的评论。随后的两年间，著名的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馆、西雅图美术馆、达拉斯现代美术馆、丹佛市美术馆相继为我举办个展。
1969年，李教授还用英文为我写了本传记《刘国松：一个中国现代画家的成长》（LIU：The Growth of A Modern Chinese Artist），由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1970年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翻译成德文出版。我想，后来纽约大学Conrad Schirokauer教授在美国出版的大学教科书《现代中国与日本》和在英国出版的《中国与日本简史》，以及德国波昂大学Ursula Toyka-Fuong教授出版的《Bruchen und Bruche》都有大篇介绍我的绘画理论与图片，恐怕都是受李铸晋教授这本书的影响。
最后就连香港中文大学聘请我去改革其美术系，也是恩人李铸晋教授推荐的！回想起来，我这一生的转捩点，就是因好友大诗人余光中教授向李教授极力推荐而产生的，能不让人终生感激的吗？
其实在台湾和外国还有很多我应该感谢的人，但我在这里首先要谢谢台湾支持我的好朋友们。也要特别感谢台湾的收藏家们，借出他们的收藏，热心地支持高美馆为我举办的水墨创作展，在此诚挚地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
最后，我想感恩我的母亲，当年如果不是她不顾一切，倾尽家中所有，为我买下一张船票，让我到南京读书，我就不会有机会来到台湾，展开这一生七十年的创作岁月。我愿意将这些作品，献给母亲，献给这七十年来每一位有情有义、爱护过我的师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