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博物馆，该是什么样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南角，坐落着一座外形方正、青灰色调的四层混凝土砌块建筑，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受疫情影响，博物馆自年初以来沉寂了5个多月，于6月恢复对在校师生开放，11月1日起正式重新向社会公众开放。
近日，走进浙大艺博馆的参观者最大的愿望，就是体验1:1复原的云冈第12窟。这是浙大和云冈石窟研究院最新的文物数字化成果：高保真文物三维模型重建技术，加上独创性的3D打印方法，使1500余公里之遥的云冈石窟得以“行走”江南，让参观者亲手触摸历史的质地。
置身于最新科研成果带来的惊艳和感动中，让人意识到浙大艺博馆有别于其他许多博物馆的独特之处：这是一座由大学兴建的教学博物馆。
近年来，我国诸多高校均开始兴建博物馆，“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博物馆”日益成为共识。大学博物馆应当具备哪些功能？承担怎样的使命？如何建设好一座大学博物馆？浙大艺博馆为回答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提供了最新的样本。
在浙大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谦慎看来，浙大艺博馆的功能和定位十分明确——推进大学教育中的考古和艺术史教育，展览和收藏都围绕这个目的展开。
浙大艺博馆收入藏品时考虑两大标准：一是满足浙大教学需要，既用于开展专业教育，也用于面向全校的通识教育；二是符合全文明的收藏规划，即以中国为中心，以世界为脉络，注重收藏反映不同文明、不同时代历史的文物和艺术品。
浙大香港校友林霄夫妇及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捐赠的《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立碑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属于颜体书风完全成熟阶段的作品。但从宋代开始，人们就没有见到过这座石碑，甚至连拓片也没有见过，只能在相关的文集中见到碑文。此碑入藏浙大艺博馆，令人激赏。
从教学科研的需要出发，文物数字化成果、高品质的复制品等也纳入了浙大艺博馆展览范围。除云冈第12窟复制窟外，浙大艺博馆此前还展出了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的数字化成果。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数字化团队在墓葬考古发掘时即同步实施数字化采集，高保真还原了壁画中的升天图、狩猎图和武士图等。对这些壁画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了解北朝晚期的社会生活、绘画艺术和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历史。
文物藏品对一座教学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可能超出了许多人的一般认识。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实物教学的关键性。不管是人文专业教育，还是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的大学通识教育，通过接触实物来理解文明的本质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
“总的来看，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是重文献而轻实物。这一传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浙大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缪哲说，有的学生对历史典籍很熟悉，但是面对眼前的一件青铜器就可能茫然无措。
博物馆的实物教学就是为了补上这一课。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楼可程说，浙大艺博馆许多珍贵展品都不设玻璃罩，给观众近距离观赏的机会。浙大艺博馆的留言簿上，一名高中生留言说：“整个博物馆给我留下了极大的震撼，让我徜徉在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中。”一位家长在微博发文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遗留下来的史书和这些古董物件，让我们在其中找到痕迹。这种展览形式能让孩子们对历史更加有兴趣。”
教学不仅可以在博物馆展厅和专用教室开展，甚至还可以直接在库房里。在欧美的一些大学，很多讨论班在文物库房的展览室里开展教学。“中国艺术史的很多著名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白谦慎说，“艾瑞慈、方闻、高居翰、班宗华、李铸晋等著名中国艺术史学者，都曾带着他们的学生策划重要学术展览，而库房专用的提看室正是他们培训研究生仔细观摩艺术品并参与策展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就是人文学科的实验室，深化既有的知识，并启迪新的发现。
让中国艺术史回归祖国
回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建设的缘起，我们或许能更深刻理解这座博物馆对自身的期许。
1947年，梁思成、陈梦家等专家应邀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专门考察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回国后，梁思成等给时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希望在中国筹建艺术史学科和艺术史博物馆。时代变故纷仍，这个建议久久尘封。
国际著名艺术史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1930—2018）毕生致力于在西方世界构建中国艺术史的话语体系、推广中国艺术与文化史的独立价值。让中国艺术史学科回家：在中国兴建一座艺术史博物馆，创建中国艺术史学科，并举办一次中国艺术史研讨会。在方闻先生的晚年，这个愿望愈发强烈。
2007年12月，时任浙大党委书记张曦赶赴美国，浙大与方闻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共同来完成这个愿望。2008年，方闻来到浙大，出席“艺术史与考古学科建设讨论会”，为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建设选址、规划。2011年5月22日，博物馆奠基，并于次年11月5日开工建设。
开工时，方闻发来贺信：“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史在西方经历了从无到有、日益发展、不断完善的艰难历程，我们这一代学者亲自见证并促成了这一过程。如今中国艺术史回归祖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在中国高校普及艺术史教育、建立具有高水准的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018年10月，方闻先生在美国去世，彼时离浙大艺博馆开馆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为铭记这位学者，博物馆中的艺术与考古图书馆以方闻的名字命名。
可以说，浙大艺博馆从诞生之刻起就和“中国艺术史回家”这一宏愿紧密相连。2019年9月，浙大艺博馆落成开馆，推出4个展览，其中就有“汉唐奇迹：中国艺术状物传统的起源与发展特展”。这个特展是方闻晚年最关心的展览，通过大量视觉材料展现了中国艺术对于写实状物的探索历程，并对其发展的动因作出一定的阐释。浙大艺博馆希望以这个展览向方闻先生和最先开始这种思考的学者们致敬，并把这样的思考呈现给更多对中国艺术与文化怀有好奇与敬意的观众。
考古学和艺术史学，是直接与古人对话的学问。在传统社会，有关古代和艺术的知识掌握在极少数精英阶层手里，秘而不宣。正是近现代博物馆把这些知识变为公共资源，从而让文化史、文明史这类知识图景在更多人的心灵中如参天大树般生长起来。
浙大艺博馆同样致力于打造学术知识公众化的平台，在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教育、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以期早日形成真正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文明史教育和研究——这是中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开馆迄今，浙大艺博馆举办了一系列面向公众的活动，其中方闻艺术与考古学术讲座和东方论坛·文明之光学术讲座30场、工作坊25场、为观众导览400余场。此外，还组织了“唐人生活”主题教育活动和“汉唐之夜”音乐会；疫情期间，推出“云讲座”和“云导览”等线上活动，观看量超过150万人次。
白谦慎表示，让全校学生和社会公众都到浙大艺博馆这个大课堂来，接受考古、文博和艺术方面的教育，既培养对本国文明的认识，深化其民族认同；也培养多元文明意识，开阔其国际视野,这正是博物馆为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所发挥的作用。
完善还需几代人的努力
相比欧美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博物馆，刚刚落成一年多的浙大艺博馆还非常年轻。“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但是不能因为有一千步要走就迈不出第一步。”白谦慎说。
把浙大艺博馆比作一个大课堂，那么馆藏文物就是教具，专业学者就是教师。能不能上好一堂课，关键在教师的水平。浙大艺术与考古学院为浙大艺博馆带来了坚实学术支撑。学院的考古与文博系、艺术史系、设计系、美术系以及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数字化保护团队，将为博物馆提供一支高学术水平、高策展能力的人才队伍。浙大艺博馆还将设立访学基金，吸引全球专家来博物馆“策一个展，开一门课”。
浙大艺博馆的藏品来源是捐赠和购藏，其中自购的藏品多为外国艺术品，主要来自埃及、希腊、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记者在浙大艺博馆看到一部采购自日本的佛教写经——《御愿经》下卷。经卷写于奈良时期，全长10.5米，字迹清秀、用笔有力。《御愿经》上卷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系重要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这部写经中看出很多东西，比如唐朝时中日两国在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互鉴，又如那时制造纸张的工艺，还可借以分析那一时期佛教东渡的相关历史问题等。”楼可程说：“浙大艺博馆将持之以恒地完善教学收藏，以涵盖人类不同文明、不同时代。”
要建设一座优秀的教学博物馆，并拥有一支出色的策展和教育推广的专业队伍，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几代人的坚守和努力。浙大艺博馆正朝着这一目标不断探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