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杂志：千载兰亭 百世典范
王羲之（三〇三年～三六一年），字逸少 东晋大臣 书法家，有“书圣”之称。
王羲之（三〇三～三六一）兼善行、草、隶、楷诸体，皆臻其妙，各极其美。其一生创作了大量书法佳品，其中以《兰亭序》最为著名，文书兼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序》全篇三百二十四字，二十八行。前疏后密，前十行极为疏朗，尤其前面三行，行间几可走马，从容娴和，雅逸潇洒。盖因所述乃春朝临流，兰亭风光尽收眼底，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曲水流觞，饮酒赋诗，何等畅适。至后则文情渐深，探讨宇宙人生至理，层层透辟。随着感情的深沉，情绪上有迸发，行间渐密，字行亦随之紧密，虽有修改字句，亦气神和谐。通篇来看，文情并茂，字字精妙，笔法变化多端，取势纵横自如，风神飘逸，流丽潇洒，刚柔相济，和谐畅达；平和之中亦见奇纵，遒媚劲健，生机蓬勃。故历代奉为书学圭臬，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
据唐何延之（生卒不详，七二二年仍在世）《兰亭记》载，王羲之亦自珍爱宝重《兰亭》墨迹，留付子孙传掌至第七代孙智永（生卒年不详，陈、隋间僧人）。智永圆寂后又传与弟子辩才。入唐后，唐太宗（五九八～六四九）大规模搜访王羲之书迹，尤其对《兰亭序》千方百计搜求，由此诞生了脍炙人口的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并有以此为情节的《萧翼赚兰亭图》流传至今。唐太宗取得真迹后即命宫廷供奉搨书人赵模（六二七～六四九）、韩道政（生卒不详，太宗时人）、冯承素（六一七～六七二）、诸葛贞（生卒不详，太宗时人）各摹数本分赐皇子、诸王及近臣，以便之学习；又令书法名家欧阳询（五五七～六四一）、虞世南（五五八～六三八）、褚遂良（五九六～六五九）等人的临摹。唐太宗一生精研《兰亭序》，从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唐太宗《温泉铭》碑刻拓片可知其书法造诣极高，受《兰亭序》影响很大。太宗故后，《兰亭》真迹殉葬昭陵。唐代搨书人及书家摹临本成为体现后学探求、临仿传写《兰亭》书风特色的最为重要的路径。由于帝王的推崇，唐代书家多受羲之《兰亭》书风影响。明代著名鉴藏家李日华（一五六五～一六三五）在《六砚斋笔记》中即评：“唐人书法俱从右军《楔帖》中各自抽绎而成。如伯施（虞世南）得其朗润，信本（欧阳询）得其缜密，登善（褚遂良）得其婉逸，公权（柳公权）得其雄迈，泰和（李邕）得其超卓。”除了唐王朝政治经济中心的仕宦阶层外，《兰亭》亦传播并影响至西北边陲地区的下层社会。
唐太宗李世民《温泉铭》碑刻拓片，敦煌藏经洞出土，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
两宋时期，宋代大多数帝王均酷爱王羲之书法，北宋真宗（九六八～一〇二二）、仁宗（一〇一〇～一〇六三）、徽宗（一〇八二～一一三五）及南宋诸帝皆好《兰亭序》。尤其宋高宗（一一〇七～一一八七）酷嗜《兰亭》，日夜精研，“详观点画，以至成诵”，进而赞之曰“右军笔法，变化无穷。禊亭遗墨，行书之宗。”从其现存的《付岳飞敕书》看，整体布局、笔法意态均具王羲之《兰亭序》神韵，可知其研习之深，临池甚力。宋高宗曾亲自临写《兰亭》，分赐皇子、大臣乃至后妃，又在禁中摹刻《兰亭序》，以广后学。此外，宋高宗还严格要求子辈们认真研习，甚至以是否认真学习《兰亭序》决定皇权的继承者。
宋高宗赵构《付岳飞敕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帝王影响所及，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皆将《兰亭序》视为至宝，临习《兰亭序》与摹刻上石极为流行。如，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七）尊《兰亭》为“天下法书第一”；曾以王维《雪景》六幅、李后主（煜）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交换一件《兰亭》，可见其求之若渴。米芾之子米友仁（一〇七四～一一五三）“平生之于《兰亭》，尝一日而百临”；还曾作诗曰：“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爱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尤能易万金。”赵孟坚（一一九九～一二六四）舟翻落水危难之际仍不忘紧护《兰亭》，自题“性命可轻，至宝是保”。男性之外，女性亦然。如，宋高宗的吴皇后“喜亲翰墨，尤爱兰亭”，陆松之（一一一五～一一七四）曾有诗赞之“内仗朝初退，朝曦满翠屏。砚池深不冻，端为写兰亭。”
宋 米芾《褚遂良摹兰亭序跋赞》 1102年作 纵24厘米 横47厘米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元代以后，《兰亭序》在书坛的地位不断提高，临习者和拓本收藏者不断增加。赵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一生研习二王书风不辍，尤其对《兰亭序》的赏读研习贯穿其生命始终，所临《兰亭序》数以百计。其终日痴迷于《兰亭》，曾在一件《兰亭》拓本上题跋十三次乃至十六次者，其中即包括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精辟书学论断“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除赵孟頫外，俞和（一三〇七～一三八二）、康里夒夒等书家对《兰亭》亦有深入研习。
元 赵孟頫《临兰亭序卷》 纵27.4厘米，横10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元 俞和《临定武本兰亭卷》（1360年） 纵26.7厘米，横83.7厘米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代承袭元代余绪，对《兰亭序》尤为追慕。如，董其昌（一三五五～一六三六）称誉其“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人法则。”有明一代，几乎所有书法名家都临写过《兰亭序》。如，祝允明（一四六一～一五二七）书《兰亭》不下数本；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晚年以临习兰亭为乐；董其昌一生亦未间断过对《兰亭》的临习，传世的临本有十余件。此外，陈献章（一四二八～一五〇〇）、文震孟（一五七四—一六三六）、韩道亨（生卒不详，活跃于万历年间）、王铎（一五九二～一六五二）、傅山（一六〇七～一六八四）、明末清初八大山人（一六二六～约一七〇五）等等亦都曾多次临写《兰亭》。
元 赵孟頫《兰亭十三跋》“火烧本” 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明 文徵明《临书兰亭序》（1558年） 纵29.2 横120.5厘米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中期以后，私家刻帖兴盛，《兰亭序》刻入丛帖愈多，如文徵明《停云馆帖》、邢侗（一五五一—一六一二）《来禽馆帖》、董其昌《戏鸿堂帖》、王肯堂（约一五五二～一六三八）《郁冈斋帖》、冯铨（一五九六～一六七二）《快雪堂帖》等都刊刻有不同版本的《兰亭》，《兰亭》书法得到更广泛传播。
清代帝王，康熙（一六五四～一七二二）、雍正（一六七八～一七五三）、乾隆（一七一一～一七九九）均酷爱书法。乾隆皇帝多次临写《兰亭序》，还不遗余力地搜罗有关《兰亭序》和《兰亭诗》的各种善本、刻本、摹本、临本及历代名家的题跋刻本，又遴选八种名本摹勒于石柱上，名之“兰亭八柱”（现在北京故宫西侧中山公园内），并精拓若干份，分赐近臣。文人学者亦多临习。如钱泳临有《兰亭》百本以上，王文治临写《兰亭》三十载等。
简言之，《兰亭序》其文其书为帝王所钟，文人所重，民间传颂，历代临仿、摹刻不可胜数，启发并滋养了其后中国历代书家，其影响亦远及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乃至欧洲。可以说，书史中，没有任何一件书法作品如《兰亭序》一般具有如此深广之影响。
清 乾隆皇帝《临兰亭序册》） 纵7.4厘米，横5厘米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二、《兰亭序》的重要传本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兰亭》传本甚多，而唐人与《兰亭》的时代较之后世更近，又曾亲睹原迹，故其时所摹搨、临仿之作与《兰亭》最为近似。传世的唐代《兰亭》摹本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体系，其一为墨迹摹写本系统，另一为刻本系统。相较而言，刻本由于多次传拓等原因在笔法、墨韵、行气等方面不如墨迹摹写本清晰。如元代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一二九〇～一三四三）曾言：“今世学书者，但知守定武刻本之法，宁知茧纸龙跳虎卧之遗意哉？茧纸既不可复见，得见唐摹斯可矣。唐摹世亦艰得，得保兹卷，胜世传石刻多矣。当有精于赏鉴以吾言为然。”本文所取为墨迹摹写本系统。现世所公论，摹搨本以传为唐代冯承素摹本为最善，临写本以传为褚遂良、虞世南的临本最佳。
传为冯承素的摹本收藏历唐、宋、元、明而至清宫，流传有绪。卷前后有“神龙”半印二方，宋末元初著名鉴藏家郭天锡（一二二七～一三〇二）在该卷后跋文中考证该印为唐中宗李显之印，故其后亦称“神龙本”。“神龙”印目前尚存疑议，待另行专题考证。此卷本幅上并无冯承素押署，因卷后有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遂名为冯承素摹本。此卷后纸有宋至明二十家题跋和观款，以及一百八十余方鉴藏印，从中可推知此卷宋高宗时秘藏于内府，宋理宗朝景定年间（一二六〇～一二六四）赏赐驸马都尉杨镇。宋元交替时为郭天锡访得并珍藏。明初入内府，有洪武内府“司印”（全印为“典礼纪察司印”）半印。正统年间流出内府，为当时重臣杨士奇（一三六六～一四四四）庋藏。嘉靖时，为湖州著名藏书家王济（一四七四～一五四〇）宝藏，后又为项元汴以五百五十金之重价收入囊中。明末清初，经骨董商陈定之手辗转流入季寓庸家。此后归入清内府，乾隆时重装，刻入“兰亭八柱”，列第三，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汪砢玉《珊瑚网》、吴其贞《书画记》，清卞永誉（一六五四～一七一二）《式古堂书画汇考》、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石渠宝笈·续编》等书均有著录。
此本为双勾廓填结合临写而成，极忠于原迹，毫芒转折，纤微备尽：运笔游丝牵连均细细摹出，若干笔画中飞白、破锋、叉笔、贼毫，甚至涂抹修改处，以及因原帖微损而有断笔处，亦依样摹出。而几无勾勒描摹痕迹，自然生动，富有神彩。故历来评者以为最为接近王羲之真迹。如，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郭天锡购得此卷，惊喜万分，评之：“字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并认为“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搨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真迹入昭陵，搨本中择其绝肖似者秘之内府，此本乃是，余皆分赐皇太子、诸王。中宗是文皇帝孙，内殿所秘，信为最善本，宜切近真也。”无怪乎明末骨董商陈定曾以该本假冒真迹，高价售以当时吏部主事季庸寓。可见，此本确是“宜切近真”！
恩师徐邦达先生曾将此本细节考之文献：“本帖点划种种特点，与米芾所论苏太简家第二本相同的，计有：‘长’字的捺笔，钩回笔锋，虽不曾直至起笔处，但确有一钩回带；‘蹔’字中的‘足’字，‘转笔贼毫随之，于斫笔处贼毫直出其中’（均见《书史》），完全一样。”并与其他各本进行比对：“此外还有好多字具特异之点，与一般墨本、石本不同的，如‘暮’字中间‘日’字末划与长划中部合并。‘兰’字‘门’字的右旁，显然看出笔丝完全牵连……‘清流激湍’的‘激’字，中间原应是上‘白’下方，本帖确是如此未变。其它各本大都改成一个‘身’字，显系临仿或翻摹伪讹所致。‘和畅’的‘和’字，右口下方作二划成‘曰’样，相系当时草稿笔误，未予改正。其它各本，有的以意改成一粗划，大为丑陋，亦有意作普通的口字，或又作一斜点，或在口中加一点。……”并指出：“以上各种特点，我以为可能大都是保留原帖中的原样而仿摹下来，不能是凭空胡造的，所以它有一定的‘存真’的优点，高于传世各种其它摹刻本。”
(传）唐 冯承素摹《兰亭序》局部。
启功先生亦曾言及“所谓摹搨的，是以传真为目的。必要点画位置、笔法使转以及墨色浓淡、破锋贼毫，一一具备……今存《兰亭帖》唐摹诸本中，只有神龙半印本足以当得起。”“这一卷的行款，前四行间隔颇疏，中间称匀，末五行最密，但是帖尾本来并非没有余纸，可知不是因为摹写所用的纸短，而是王羲之的原稿纸短，而是王羲之的原稿纸短……不但笔法存原形，并且行式也保存了超草的常态……从摹本的忠实程度方面来看，神龙本既然这样精密，可知它距离原本当不甚远。”
传为虞世南的摹本现亦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卷首有清代大鉴藏家梁清标（一六二〇～一六九一）书题签“唐虞永兴临禊帖”。卷中有元代天历内府藏印，故亦称“天历本”。卷中有宋、明、清诸家题跋、观款十七则，钤印一百零四方，另有半印五方。从鉴藏印和诸家题跋观款可知此卷历经南宋高宗内府、元天历内府、明杨士述（生卒不详）、吴治（生卒不详，活跃于明中后期）、董其昌、茅止（生生卒不详，活跃于晚明）、杨宛（？～一六四四）、冯铨（一五九六～一六七二），清梁清标、安岐（一六八三～一七四六）、乾隆内府等处收藏。曾著录于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张丑《真迹日录》、《南阳法书表》、汪砢玉《珊瑚网书录》，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绿汇观》、阮元《石渠随笔》及《石渠宝笈·续编》等书。清乾隆时刻入“兰亭八柱”，列为第一。此卷与传为冯承素的摹本相较，点画较为圆转，少锐利笔锋，墨色清淡，气息古穆和厚。
(传）唐 褚遂良摹《兰亭序》 纵24厘米，横88.5厘米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传为褚遂良摹《兰亭序》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卷卷前有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书题签“褚摹王羲之兰亭帖”，故简称为“褚摹兰亭”。全卷有宋、元、明诸家题跋或观款，鉴藏印记二百一十五方，又半印4方。从鉴藏印和诸家题跋观款可推此卷大致经北宋滕中、南宋绍兴内府、元赵孟頫、明浦江郑氏、项元汴、项圣谟（一五九七～一六五八）、清卞永誉（一六四五～一七一二）、安岐、乾隆内府递藏。曾著录于清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阮元《石渠随笔》、《石渠宝笈·续编》等书，清乾隆时刻入“兰亭八柱”，列第二。此卷与传为冯承素及虞世南的摹本相较，笔画较为瘦硬方朴。
三、《兰亭》研究与争议
由于《兰亭序》文书兼美，驰誉百代，临仿摹刻众多，从宋代开始，不少文人学者即围绕《兰亭序》的风格、技法、文本、美学特征、版本流变、公私鉴藏、版本优劣、版本真伪考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也包括对《兰亭序》和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色、思想内涵、历史成就的评论；王羲之生平和轶事的解读等。如桑世昌《兰亭考》、姜夔《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元明陶宗仪《兰亭诸刻考》、胡俨（一三六一～一四四三）《兰亭诸本考》等。
然而，清中期以后，随着北碑的大量出土，金石学及碑派书法的兴起，作为帖学典范的《兰亭序》逐渐受到批评，对《兰亭》的各种摹本、名家临本、各类拓本之优劣的辨析则逐渐变成对《兰亭》本身的质疑。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首倡南北书派论，开崇碑抑帖之风，并对《兰亭》的真伪提出质疑。咸丰同治年间，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等继之，甚至欲将真本《兰亭》纳入碑派范畴。光绪年间,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等依据碑学的评价标准对唐摹本《兰亭》提出批评。李文田（一八三四～一八九五）则提出了三点质疑，甚有影响：其一，据南朝刘孝标（四六三～五二一）注《世说新语》“临河序”，认为《兰亭序》题目为后世伪托。其二，以刘孝标所录“临河序”字数与西晋石崇《金谷诗序》相类，而《兰亭序》多出许多文字，认为多出文字乃隋唐人所增。其三，以两晋时期《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为例，认为王羲之书法应不脱隶意。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郭沫若和高二适先生为代表的质疑与肯定阵营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论辩。质疑者主要承袭李文田之论并根据当时南京地区出土的王兴之夫妇、谢鲲等数方东晋时代墓志的书法皆隶书体而推想王羲之生活时代之书法当具隶意，而现存《兰亭序》而无隶意带楷行书笔意，推定《兰亭序》为伪。肯定者则通过比较《世说新语》所载其他篇章与原文推知“注家有增减前人文集之事”，继而提出“临河序”之文字当系由《兰亭集序》原文删节移易而来。同时，指出《兰亭序》中不少文字并未脱离隶式。又引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所录钟繇擅三体，而三种书体各有区别，认为刻于碑石的字体与平时公文、书信所用者盖不相同，不可同一而论。双方阵营各抒己见，据理力争，轰动一时。七十年代后期，随着马鞍山砖石墓、亳县曹氏墓志砖等出土，又一批高质量的论文相继发表，将相关问题的研讨再次向前推进。九十年代后期，南京东郊出土《高崧墓志》，志文俊秀，不少文字楷意浓厚，证明了六朝时期已有楷书行世，也为考定《兰亭集序》的真伪提供了新线索。此外，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七、八十年代汉简的大量出土在为研究汉代书法提供丰富资料的同时，也从侧面为晋代书法研究提供了些许线索。从汉简与汉碑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碑碣镌刻与日常书写属于两种风格系统，两种风格差异明显且并行存在。故而以碑志镌刻文字来要求日常书写的《兰亭》，以碑证帖，颇为牵强，有其局限性。另外，从《集王圣教序》与现存《兰亭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圣教序》中选用了《兰亭序》多字；近年出现于拍卖行的传为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中，亦有不少字与现存传为冯承素摹《兰亭》极为相似，这些都可作为《兰亭》真实性之旁证。《兰亭》真伪研究已发展成为蔚然大观的“兰亭学”，相关的种种探讨与研究不断引入更深更广的领域，国内外学界都持续关注。
《兰亭序》原迹虽已杳如黄鹤，而以唐太宗之高标与精于书道，其审美鉴赏能力定不弱，其监制下的临拓勾摹复制之本，虽非真迹，其艺术价值仍不可低估。且自太宗之后，《兰亭序》即以摹拓本等复制品形式流传，已被历代书学者认同。如元四家之一倪瓒（一三〇一～一三七四）曾言“兰亭蠒纸，固不可得见。茍非唐世临摹之多，后之人宁复窥其彷佛哉？”兰亭真迹已不可得见，如果不是通过唐人临摹，后人如何了解其书风面目？董其昌亦云“其真迹既奇绝，摹刻虽失真，亦各有所近，如得肉得骨之论。”摹拓本尽管为后人所制，但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反映了真迹的部分特色与韵味风采。从唐代诸家摹拓临写之迹中可以看到，《兰亭》书风“中和”、典雅清逸、潇洒畅达；笔法刚柔相济，线条变化灵活，点画左右映带、攲斜疏密，字势纵横变化、错落有致；相同多字写法无一雷同，变化万千；其笔法、结构、章法都达到了至善的程度，可谓是“技术”与“法”的完美结合。
《兰亭》一序，高山景行，其文其书不仅乃书学高峰、后学良师，更业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杰出代表与绝代典范，其中所蕴藉的中华哲思与文人精神、文人情怀也已然深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里，成为中华民族和国家精神的象征。《兰亭序》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之魅力与影响力。历史上，《兰亭序》曾经启发并滋养了其后中国历代书家，塑造了具有独特气度和神韵的中华儿女，并影响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乃至欧洲。在当下，对《兰亭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习，对于新时期进一步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互鉴亦都具有十分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庚子深秋，访会稽兰亭曲水流觞处，观苍松偃竹、林亭幽谧、曲水轻波，颇为慨然，故赘小文并数语于后：会稽难觅换鹅经，左江空叹瘗鹤铭。千载悠悠黄河水，秋叶飘零忆兰亭。是为记。
王羲之（三〇三年～三六一年），字逸少 东晋大臣 书法家，有“书圣”之称。
（作者：李虹霖，系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