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谷论坛》念念眷村：眷村文学该何去何从？（陈复）

《念念眷村—文学里的眷村故事》这部纪录片，用影像记录眷村文学作家特有的心路历程。图为新北市眷村文化节。（新北市文化局提供）

两度到电影院观看《念念眷村—文学里的眷村故事》这部纪录片，看完后，我总有种内容浩瀚如银河，竟不知从何谈起的感叹！本片由黄玉珊与陈尧兴两位导演共同制作，全国眷村文化保存联盟谢小韫理事长监制，其用影像记录眷村文学作家特有的心路历程，包括被誉做「诗坛铁三角」的洛夫、张默与痖弦这三位来自军中的诗人，大家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影响台湾诗坛的发展超过一甲子。

还有杰出的小说家和散文家斯人斯事的回顾，包括司马中原与朱西宁这两位早期军中文学的作家，更有齐邦媛、白先勇、陈芳明、封德屏、袁琼琼、苏伟贞、朱天心、梅家玲与张启疆这些眷村文学作家，片中使用各种元素，包括访谈、实景、重现、新闻、照片、动画与歌曲来呈现眷村生活的各个面向，呼唤观众回到文学的心灵家园，来对土地认同与族群认同这类敏感议题做出反思与回应。

其实，军中竟然会出现文学，再由这些军人影响到军眷，使得军中文学变成眷村文学，想来实在是一件「奇迹」。军人本来是武人而不是文人，如果真的处于战争的状态，则军中不可能有文学的出现。但海峡两岸由战争状态变成胶着状态，由枪林弹雨变成枕戈待旦，就开始有「反共文学」的出现，这个词汇首先于民国38年（1949）11月6日孙敖在《民族晚报》副刊创刊号内提出，但真正开始被倡导，来自民国40年（1951）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发表〈敬告文艺界人士书〉，号召「文艺到军中」，政府并奖励设立「军中文艺奖」来鼓舞军人士气，军人开始有时间诉说自己满腔抱负却壮志难酬，甚至有家归不得的焦虑，甚至好些不见得服务于军中的外省作家，将自身离乡背井流亡到台湾的苦难，归咎于共产党的「叛乱」与「夺权」，这都是眷村文学会出现的前身。

我很难回应这部纪录片，不只是因其知识承载量极其丰富，更重要在于里面触碰到我生命中的核心感受，真实的记忆与虚拟的影像交织其间，竟然会让我不禁语塞。譬如当我看见袁琼琼在〈老屋〉中诉说：「老房子是白洋灰墙壁每年粉刷一次，我们每次玩通电话游戏，总设法用钉子在墙上打一个洞，假如那个洞没给补起来，就设法把它挖大一点。我们那时候好像老在偷看别人，也老在被别人偷看。家家都有神秘的洞口。」我不禁跟着回想我在眷村的经验：家家紧挨着彼此，一大面薄如厚纸板的墙，隔不住邻居夫妻吵架或爸妈骂孩子的声音，不只隔着裂开的墙洞，我们可看见彼此的生活，甚至大如猫的老鼠，动不动就从这些饱经风霜不堪摧折的墙中钻出来，有时在厕所，有时在澡间，张牙舞爪的老鼠会对着我们这些孩子耀武扬威，这神秘的洞口，竟吞吐着我们眷村几家人的哀愁。

王明书在〈我们的克难生活〉中说：「眷村的太太们为了分担家计的重负，车衣服、织毛线，几乎每一家都找点副业来做，而我也是其中之一。为了车衣服，我们分期付款，买了一部霸王牌缝纫机。我也随着邻居太太们去学，去领了军用的圆领衫和短裤来缝，自朝至暮，甚至夜深人静。我停下了转动的缝纫机，在我们的餐桌兼书桌上，几个深夜，我搜索枯肠（晚上孩子们还要做功课），写下我生平第一篇稿子。」这种经验，交织着我公公与婆婆（外公与外婆）的人生。我对婆婆最深的印象，就是她总喜欢踩着那台霸王牌缝纫机，车着衣服唱着歌，转瞬间几块本来已经残破的布，就被她妙手回春整合成一件上衣或裙裤，我更曾在无数的白天或深夜，看过我的公公伏在书桌前振笔疾书，他似乎总有着数不尽的乡愁，想借由自己的笔诉说给不知是谁听与看，写完后却总是放到自己的桌柜中。

眷村中，总弥漫着一股震摄人心的低气压，这是童年时的我不明所以，却深深受到影响的感受，这使得我总是充满着忧患意识，愁眉不展，生命活得一点都不轻松。这股低气压，后来我才明白，始终跟这群生活在眷村中的人此生再回不去家乡有关。

当我看见纪录片中标上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的文字：「毋须丈夫们解说，该年9月的雷震事件，或是进一步的泄漏军机，她们比什么人都早的已与朝中主政者一样，自知回不去了。」我竟再度袭染我家中全部长辈都有的哀痛，缅怀着当年那段「有家归不得」的伤悲。我的爷爷与公公，打从我认识他们两人开始，都表现出沉默寡言的特征，差异在于我的爷爷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着《四郎探母》的平剧（后来称作京剧）；我的公公则总是通过写字（写文章或写书法）来疗愈自己心中的愁苦，他们的灵魂，总是遥望着太阳的尽头。

当我看见片中引张启疆写的〈看不见的眷村〉文字说：「台湾一年前实施的户籍法，已以出生地登记代替以前的祖籍（民国81年身分证删除籍贯登记），渐渐地，即使眷村最顽固的老兵的第三代，也不再有奇奇怪怪名字的籍贯。不再有模模糊糊的远祖记忆，没有继承，也没有舍弃。一代又一代勇猛地在各自的时代里活着。」对于这种如同东晋的「土断」，意即撤销侨郡与侨县，将所居土地为断，使得我们全部生活在眷村中的人就此变成「台湾人」，身分证上面没有籍贯，远祖的记忆不再有意义，我们就在台湾这里生活，正如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我不禁想问：这就是外省族群最终的宿命吗？果真如此，那就不要责怪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已经大面积变成没有身世与历史的「台湾人」，甚至很坦然主张「台湾独立」。

然而，外省族群消失了，中国的内战却没有就此结束。外省族群的父母，深怕自己的孩子会被社会排挤，因此总耳提面命要孩子学习融入台湾社会。但，再没有「反攻大陆」了，却还有着「解放台湾」；本来是「价值」与「制度」的选择，却变成「独立」与「统一」的两极对立；当我们把「中华」还给对岸同胞，我们竟然反过来变成脸色苍白而内在空虚的一群人，这不就是统治阶层对我们的期望与设计？但结果不只把外省族群给「土断」了，甚至连中华民国的结构都跟着土崩瓦解了。

当眷村不再，还有眷村文学吗？这问题问的不只是文学，还包括在问外省人与外省事，当这些人与事都灰飞湮灭了，人彻底自我不认同，焉还有眷村文学可言？但，即使人还有族群认同，最实际的问题：没有住过眷村的人，该如何继承与光大眷村文学呢？这是全体外省族群都正在面临的重大课题。

其实，「眷村」并不只有住着外省人，其始终住着1成左右的其他各族群。反过来说，大量的外省族群成长过程跟着父母住在教师宿舍或公务宿舍中，并没有住在眷村中，他们的生命经验如果写成文学作品，该如何指称这种文学类型呢？「眷村」自始就是在复制「来自中国」（原乡）与「回到中国」（寓居）的意象，诉说着个人置身其中，面对「国」与「家」发生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因此，只要讲着人与人如何在动荡的环境中如何安顿彼此的情感，从中反思自己与「国」或与「家」的关系，这就是眷村文学。

当我的大女儿陈晋看完纪录片，我问她：「不再有眷村的外省人，他魂牵梦萦的文学故乡在哪里？」她回答：「外省人不见得要住在眷村内才会产生文学的触感，只要还懂得爱人与被爱，尤其对于我们的国家还有情感，想从中反思自己从何而来与往哪里去，则始终都有眷村文学。」

人如果没有身世，他人该如何认识你？但，普遍重视教育的外省族群，长辈却普遍没有自觉：当自己只重视孩子的课业成绩，却不关注孩子的自我认同，使得孩子在不知不觉间接受当前课本的洗涤，其自我认同不只不是外省族群，甚至不是汉人，而竟然已变成「我是南岛语族」这种严重背离事实的认知，对于自己祖先来自的故乡产生陌生与敌对的意识，更对于亲子关系不再有紧密连结的伦理需求，甚至呈现淡漠无感的态度，这绝对不是族群和解共生，而是族群自我灭绝。

《念念眷村—文学里的眷村故事》这部纪录片帮忙一对父亲与女儿完成属于他们亲子间的对话，无数具有相同背景的同胞更应该借由观看这部纪录片，来展开属于你们亲子间的对话，我很希望制作单位继续用不同的角度来拍下去，成为系列纪录片，不只是文学的层面，尤其要反思当前教育将令我们的族群该何去何从。

（国立宜兰大学博雅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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