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谷论坛》眷村文化是台湾质性飞跃的枢纽（陈复）

当前台湾社会面临的认同危机，恰恰不是台湾文化呈现其多元化特征，反而是台湾文化呈现其单一化特征，这使得外省族群认同正在被挤压而消失。（图／新北市文化局提供）

当我跟我的女儿陈颐表示希望其能更关注于外省文化议题时，记得她曾经问我说：「我只知道有客家文化，不知道有外省文化，我在生活中根本看不见这种文化，到底什么是外省文化？」显见当前外省文化（尤其是眷村文化）已经严重流失了。

我曾经从「中华本质论」与「中华现象论」的两个角度来探讨中华文化，相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眷村文化更偏向于「中华现象论」的角度，呈现出一种「具体而微」的中华文化，其文化表现在如政治、教育、风俗、文学、饮食与音乐这些子领域，对于台湾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在后面会特别将外省文化拿「眷村文化」来指称，主因在于「眷村」这种「聚族而居」的村落比较容易型塑出更清晰的集体文化现象（因左邻右舍会相互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外省人特有的文化会更聚焦。

当然，我要特别指出：广义的眷村不只有军中的眷村，而应该将军公教警消的眷属宿舍都包括在内，更不只有政府盖的眷村，还有外省族群自己筹资盖的眷村，其发展出的集体文化现象都应该被视作眷村文化，下面我会特别针对这六个子领域来指出：眷村文化是台湾社会自战后至现在获得质性飞跃的枢纽，其内涵有着历久弥新的价值，很值得我们五大族群共同来守护与阐发，如果我们希望台湾社会能永续发展，就不能漠视眷村文化产生的巨大动能。

首先，我们来谈政治领域的眷村文化。由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带来整套架构完整的政府体制，使得台湾社会从此开始熟悉民主宪政的运作，这套宪政架构，融合孙中山与张君劢两位思想巨人的精神气度与知识深度，使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这四大元素都融合到中华民国宪法内，发展出站在中华文化主体而容纳西洋文化优点的民主政治。

这是外省族群当年除军人外，还有大批的学者专家、中产阶层与平民百姓会扶老携幼跟着政府来台的症结因素，即使当时因国家面临动乱而不得不宣布戒严，但中华民国政府从军政时期到训政时期，曾许诺终究会实施完整的宪政制度，这是今天我们能在台湾社会实践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更是外省族群会特别有着「民国信仰」的背景因素。加上外省人常在军公教警消这些政府系统中工作，因此，相对于其他族群，外省族群特别「政治化」，对于政治议题高度关注，并影响整个台湾社会都很习惯讨论政治。

外省人常很快就能辨识出彼此是不是外省人，当彼此有相像的政治认同就会聊得特别投机，这点的确跟解严后由大陆各省来台的陆籍新住民族群略有差异（陆籍配偶比较不愿意讨论政治），尽管我们对于这群同胞应该抱持着接纳的态度，欢迎其参与到外省人的社群中，共同来探讨有关中华民国宪政发展的各类公共议题。

再者，我们来谈教育领域的眷村文化。同样由于外省人常参与军公教警消这些公职，使得外省家庭特别重视教育，这包括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孩子通常都会获得家长高度的关注，总希望其能认真读书，考上优质的学校，甚至未来能出国留学（尽管这些年来已经略减此潮流，或者改往大陆留学），这同样影响整个台湾社会。

当然，眷村中同样有不喜欢读书的孩子，这两种人都围绕在教育这一角度而有不同的人生发展，顺着父母意思者就参与公职，其中有大量的人后来在国内外各大学任教；违背父母意思者就去经商，甚至念不成军校就混黑道（尤其是四海帮或竹联帮），但，这些年来还有个现象，即使后来不从事公职者，退休后都还是会继续进修念硕士或博士，借由取得学位来完成当年父母对自己的愿望。

在家庭教育层面，外省人尽管没有族谱，常相对来说却较有严格或严谨的家规，由于早年父母生活艰困，反而特别重视孩子要「守规矩」，叮咛孩子「懂礼节」，其依循着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系统的儒家思想）来教育孩子，像有些住在眷村的长辈就回忆说自己在童年时期如果写不好书法（或者坐姿不端正）或背不出经典就会被双亲打手心（尽管现在的教育观点已经完全不鼓励体罚），但家庭教育中各种潜移默化的薰染，使得外省人对于中华文化有着特别的敬意。

第三，我们来谈风俗领域的眷村文化。外省人从大陆各省带来的风俗相对来说比较简化，但还是存在，这包括外省族群的女人相对来说比较有自信，因为外省族群普遍比较没有「男尊女卑」的观念，由于这些女人的丈夫长年在外工作，村中各类事情不论是公共事务还是家中琐事，全都由眷村妇女来当家作主。

我个人童年时期听到老师说中国传统有「男尊女卑」的风俗，就对这种说法深感疑惑与不解，因为这完全不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男人不论老小在家中只有听话的分儿，不被女人指使与数落已经是万幸了。再从服装来说，老一辈外省族群不论如何贫困，出外常普遍穿着长袍或旗袍，并搭配着西洋或洋装来穿着，当然如果是从军者则会穿着军装（不论是军常服或军便装），从事政府工作者则会穿着中山装，这使得眷村男性常显得特别有英伟挺拔，眷村女性则会看来温柔婉约，展露不凡的气质，台湾民间常会说「外省人长得特别好看」，其实主要是从服装获得的直观感受，现在外省族群已经比较没有在穿长袍或旗袍了，西装与洋装则已是台湾社会很常见的服装，不过常见外省人还是会特别穿改良唐装，来凸显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

此外，眷村的休闲娱乐普遍是唱平剧、听昆曲与打麻将，还有全村会看露天电影，这都是大家聚会娱乐的型态，从中宣泄生活的紧张与焦虑。

第四，我们来谈文学领域的眷村文化。我觉得眷村文学脱胎自外省族群第一代的反共文学（当年还有「军中文学」或「战斗文学」的说法），这些作家有些人来自军中，譬如朱西宁《八二三注》、司马中原《狂风沙》与段彩华《幕后》，这三人被合称「军中三剑客」；还有来自军中的诗人痖弦、张默与洛夫共同在高雄左营军区创办创世纪诗社写出各种现代诗，更有周梦蝶创作具有禅境的抒情诗；有些人不来自军中，但离乡背井来到台湾，对于国共内战带来离乡背井的苦难印象深刻，譬如柏杨《异域》、陈纪滢《华夏八年》、张爱玲《秧歌》与王蓝的《蓝与黑》，后来则有白先勇写《台北人》开启眷村文学的先声。

真正被视作眷村文学的作品，则主要是外省第二代逐渐成长，在民国六十年（1971）自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开始自觉与反思人生产生的作品，譬如苏伟贞《红颜已老》、萧飒《我儿汉生》、朱天文《小毕的故事》与袁琼琼《沧桑备忘录》，其反映的特点在于已由「第一故乡」转至「第二故乡」，有别于第一代外省作家都在写反共或流亡的作品，第二代外省作家则都在写自己直接面对台湾社会产生的乡土经验，其笔中的眷村有如大观园或理想国，有时天真浪漫，有时却像是监狱或囚牢，隐藏着无数伤痕，让人想逃离其压抑，这都是台湾文学极丰富动人的篇章。

第五，我们来谈饮食领域的眷村文化，相信眷村菜是大家最熟悉的层面了。中国的八大菜系随着外省族群来到台湾，共同融入到台湾社会里，成为我们常吃的菜肴，甚至回传到大陆，让「八大菜系」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其实，这八大菜系主要跟来台的外省族群家乡有关，计有：山东的鲁菜、江苏的苏菜、浙江的浙菜、广东的粤菜、四川的川菜、湖南的湘菜、安徽的徽菜与福建的闽菜八类。鲁菜讲究味醇，重视汤类的调制；苏菜讲究切工，重视食材的精致；浙菜讲究浓郁，重视菜色的美感；粤菜讲究蒸煎，重视火候的炖煲；川菜讲究麻辣，重视味觉的咸度；湘菜讲究油腊，重视原料的入味；徽菜讲究烹调，重视食物的补身；闽菜讲究清香，重视珍鲜的调理。

这八大菜系全都经外省人在眷村的改良融合到台湾人的饮食中，让「本来的台菜」系专指闽菜的改良版，「融合的台菜」则是指八大菜系的综合版。更不用说山东人本来吃的包子、馒头、蛋饼与韭菜盒子，都随着老兵在眷村外面开业，逐渐散播成全台湾人常吃的早餐，后来更进军到大陆社会，各大城市无不有「永和豆浆大王」，甚至成为全球华人的相当常见的饮食，反而让闽南人本来早晨习惯吃稀饭的传统在台湾相对较没落，显见眷村文化在饮食领域有着相当旺盛的发展，成为中华文化在台湾社会主导出来的饮食文化。

第六，我们来谈音乐领域的眷村文化。相较于闽南族群有「台语歌曲」（其实应该称作「闽南语歌曲」，但这已经是习惯称谓）；客家族群有「客家民歌」（过去则是「客家山歌」，但这些年来客家歌手已将其变成流行音乐）；原住民族群有「原住民歌曲」（本来是祖灵祭歌），最能体现外省族群的音乐就是「校园民歌」了，这是台湾流行音乐的前身，主要在中华民国政府面临国际关系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里，来自大学校园中的知识青年开始觉醒，想唱出「我们自己的歌」，从此产生的校园民歌运动，最早在民国六十三年（1974），就读台大海洋研究所的研究生杨弦在胡德夫的演唱会上，将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谱曲来唱，接着李双泽改写陈秀喜诗作谱曲唱出〈美丽岛〉，并改写蒋勋诗作谱曲唱出〈少年中国〉，从而让校园民歌的风格与型态就此定调。

这些作词、作曲与唱歌的人不见得只有外省人，但出身于外省族群者比例相当高，由于内容主要跟中华文化有关（不论具体内容是恋情、亲情或思乡），型态比军歌要深刻而活泼，当年在眷村的聚落中无不人人口耳相传的唱着这种歌曲，后来校园民歌逐渐没落，在台湾社会依然在参与相关纪念演唱会的听众主要还是外省族群同胞，因此这确属音乐领域反映出来的眷村文化，并可让我们看出眷村文化就是一种台湾特有的在地文化。

其实，眷村文化还体现在电影、建筑与军事这些领域中（受限于本文篇幅暂时不再讨论），共同开创出中华文化在台湾社会的各种丰富现象，更是台湾文化这一区域文化中极其壮丽且深刻的一道风景线，如果没有眷村文化的事实存在，台湾文化还会是今天的样貌吗？相信不会如此。但眷村文化的倡导者在人，如果没有外省人的自我认同，如何还能继续让眷村文化获得发展与茁壮呢？这就回到本人常说的「外省族群认同危机」了。

当前台湾社会面临的认同危机，恰恰不是台湾文化呈现其多元化特征，反而是台湾文化呈现其单一化特征，意即各族群文化都正在大规模向闽南文化靠拢并产生认同，使得台湾人认同闽南文化主导的「台湾认同」，而不是认同整个中华文化主导的「台湾认同」，这使得外省族群认同正在被挤压而消失。

但，这并不是闽南文化的精致化发展，反而是闽南文化的通俗化发展，其已因中华文化的大传统不彰，使得本身正质变成流行的庶民文化，譬如当前台湾的政府部门已经不再有其机构的庄严性，中央部会首长的表现常无异于从事表演工作的艺人，讲话常很粗鄙野蛮，让人有「国不成国」的感慨，这些首长面向大陆政府更有着某种政治格局的不对等性，这主要与明清时期来台湾的闽南人主要系庶民，其族群文化本来就习而不察存在这类俚俗现象，现在更没有太多学者在深化研究与阐发精致的闽南文化，而政治人物多来自于草根环境，靠着操作民粹语言从事政治工作，故使得中华民国的中央部会呈现出如此通俗化的发展。

再譬如前几年艺人王彩桦女士翻唱并创作〈保庇〉这首流行歌曲，其表演使得宫庙文化中神明本有的庄严性不知不觉消失，这何尝不是种闽南文化永续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信号？这些现象在任何具有严肃政治视野或宗教信仰的社会都很难发生，是否恰当更需要我们持续反思。只有外省族群认同获得恢复，台湾文化的多元族群样貌才能维系与发展，因此，持续深耕眷村文化，这正是我们外省人面对台湾社会应该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为国立宜兰大学博雅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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