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谷论坛》眷村文化在四大领域的杰出贡献（陈复）

阐发外省族群的眷村文化，就要厘清「眷村文化」的范围，认知到这种文化如何真实存在于台湾社会的生活中，才能接着展开族群尊重与族群认同。（图／新北市文化局提供）

当我们要阐发外省族群的眷村文化，就要厘清「眷村文化」的范围，使得「群内人」与「群外人」都能认知到这种文化如何真实存在于台湾社会的生活中，如此才能接着展开族群尊重与族群认同，并展开后续研究，敝人撰写前文〈眷村文化是台湾质性飞跃的枢纽〉获得热烈的回响，呈现政治、教育、风俗、文学、饮食与音乐这六大子领域的眷村文化，现在再补上语言、电影、建筑与军事这四大子领域，合计十个子领域，共同呈现眷村文化的丰富样貌。

首先，我们来谈语言领域的眷村文化。眷村文化在语言领域的最大特点，在于从大陆各省输入大量的各省家乡话，并在极短的时间立即丰富台湾社会的语言质量，使得台湾这块岛屿首度有如此多元的语言充斥于社会中，更使得台湾社会讲的国语，其词汇不只有闽南语应用到国语中的词汇，更有大陆各省方言应用到国语中的词汇。过去台湾社会常使用「社会冲突」的观点来负面解释这种多元语言现象，因此觉得大陆各省方言来到台湾社会带来不安与骚乱，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带给台湾社会开拓出全新的格局与视野，尤其同一个眷村内南腔北调的家乡话，生活在眷村中的人彼此却能相互聆听与沟通无碍，甚至逐渐混合发展出全中国特有的「眷村话」，这其实已经是种族群大融合，更是在面临历史巨变中保存中国语言的种子库，有如「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一样，当眷村的孩子遇到村中长辈在讲自己的家乡话，常会觉得很好玩而想要模仿其腔调，不知不觉就能朗朗上口，因此学会多种外省方言，只要曾有眷村生活经验者，当两岸开放交流后，有机会到大陆各省开会、旅行、经商、求学或居住，往往都不会有丝毫陌生感，甚至觉得每个城市生活中都有自己熟悉的语言记忆，其反映出的语感能跟自己童年生活经验产生连结，并能很容易跟当地人共融，这就是来自这种「眷村语言种子库」带来的「鲑鱼溯源效应」。

可惜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后，立即于民国四十年（1951）由台湾省政府教育厅责令各级学校应使用国语教学，严禁方言，师生间谈话都只能用国语，教育厅更于民国五十二年（1963）再颁《台湾省公私立小学加强推行国语注意事项》，推行国语成为校长考核教师的年终考绩，学生说国语与否更影响其操行成绩，更会借由缴罚款或挂狗牌这些惩戒措施，来让同学愿意讲国语（这是我童年时期的亲身经验），这固然使得台湾社会人与人很快能通过国语彼此沟通与交流，尤其注音符号的推行成效卓着，但闽南语、客家话与原住民语在相当时间内都不能自然流传，更严重伤害外省家庭内部的语言传承与经验传承，由于外省人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认同最深，受其影响自然更深，落实最彻底的结果，就使得外省第一代长辈与其孩子甚至孙子开始产生某种隔阂，甚至让「眷村语言种子库」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但不容否认者，第一代除外，后来的外省族群同胞国语普遍讲得特别流利，这对于自身开展大陆各类生活经验相当有益，由于大陆同样积极推行普通话，国语（普通话）能讲到没有口音，很容易被大陆同胞视作社会菁英，且眷村经验使得外省人来到大陆各省特别容易产生同胞感，背后来自我们对这些各省语言的熟悉感有关，但我们还是不能忽略：懂得同时掌握国语与方言，这对于凝聚外省族群意识的重要性，更是教育传承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再者，我们来谈电影领域的眷村文化。诚如张启疆在其眷村小说《君自他乡来》中借由陈君的自问：「没有眷村，台湾会变成什么样？」文学如此，电影更是如此。虽然我们不能将「眷村电影」与「国语电影」轻易划上等号关系，而且眷村电影应该被视作国语电影甚至华语电影中的一种门类（因华语电影中不只有国语电影，还有「闽南语电影」或者「广东话电影」在内），但不容否认者，早在民国五十一年（1962）金马奖设立后，国语电影的参与者中，外省人长期占有极高的比例，这不只因其国语讲得流利，不论是爱情片、武侠片或军教片，由于政策的关系，其题材常都与中华文化有关，外省族群很容易就能掌握其要领，担任导演、编剧、制片或演员。我们特别来说眷村电影，其门类的产生来自于眷村第二代开始探问何谓故乡，使用影像来呈现眷村的人情事故，尤其常拿眷村来做人物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事件发生背景。第一波眷村电影兴盛于八零年代，如《小毕的故事》（1983）、《搭错车》（1983）、《老莫的第二个春天》（1984）、《金大班的最后一夜》（1984）、《竹篱笆外的春天》（1985）、《童年往事》（1985）、《孽子》（1986）、《黑皮与白牙》（1987）、《菜刀与六个朋友》（1988）、《寒假有够长》（1989）与《香蕉天堂》（1989），这就像校园民歌从军歌蜕变而出，眷村电影同样从军教片蜕变而出，成为外省族群深度自我反思的呈现。

如果说外省第一代对于国语电影带来绝对的影响，外省第二代则对于台湾新电影浪潮带来重大的影响，其中眷村电影更是这种浪潮中的重要呈现。眷村电影的出现稍晚于眷村文学，这与电影灵感常取材于文学有关，更与后者实属复合产业，需要更多的资源整合。第一波眷村电影的最后高峰，当属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接着则有李安导演的「父亲三部曲」，包括《推手》（1991）、《囍宴》（1993）与《饮食男女》（1994），这都是该波眷村电影浪潮的余蕴，其与眷村拆迁与长辈凋零引发外省第二代的集体怀旧有关，但当民国八十五年（1996）立法院通过《国军眷村改建条例》并开始具体付诸实施后，眷村电影就明显开始归于沉寂，显见不再有土地的国宅，其已与一般高楼大厦无异，由于左邻右舍无法沟通，无法产生凝聚外省族群的机能。后续的「眷村电影」已不限于电影本身，还包括电视这一戏剧的摄制，电影包括《蝴蝶》（2008）、《爸，你好吗？》（2008）、《面引子》（2013）、《亲爱的奶奶》（2013）；电视包括《孽子》（2003）、《再见，忠贞二村》（2005）、《光阴的故事》（2008）、《原乡》（2014）、《一把青》（2015）与《这些年那些事》（2017），但从其零星出品的现象，我们做个总结：台湾影视产业最繁荣昌盛的时期，眷村电影不绝如缕，当影视产业逐渐没落，甚至需要靠政府补贴经费来摄制，则眷村电影因不再当令就逐渐式微了。

第三，我们来谈建筑领域的眷村文化。眷村建筑固然包括政府迁台后各种使用日本建筑加盖出来的房舍，更应该包括外省族群设计与营造出来的各种具有中国意象的大型建筑，这包括各类馆舍、祠堂与园林。早期中华民国政府带领大量军民来台，面临百废待举的处境，安顿协同来台的军公教百姓居住问题成为首要工作，由于政府并没有计划长期定居，常因军队驻扎的关系，直接将眷属安排于附近的过去日本宿舍暂住，其他眷村的建筑则普遍因陋就简，刚开始常会使用竹编土墙或茅草这类廉价且简易的建材来搭盖眷村的房舍，是故会使用「干城」、「凌云」或「宪光」这些军种属性命名外，甚或拿「克难新村」做名称（我家就住在这里），这就使得「竹篱笆」常被视作眷村代名词。直到民国四十五年（1956）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提出为军眷筹建住宅的构想，发起由民间捐款兴建军眷住宅，再捐赠给国防部来安置军眷居住，解决简陋不堪的居住问题，建材使用较坚固的砖瓦与钢筋，加上混凝土，空间规划则依照军阶伦理来配置空间，眷村建筑就开始有比较清晰的轮廓。然而，不论是竹篱笆的早期建筑，或者妇联会的中期建筑，其实保留下来的眷村建筑都很有限，最多被保存做历史建筑者都是日本馆舍改设的眷村，然而却因政治不正确的缘故，现在常被重新改回日本宿舍的样貌，不复有丝毫眷村文化的痕迹留存，这是对民间层面的眷村建筑记忆的最深伤害。

再从广义角度来观察眷村文化（或说外省文化）如何体现在建筑领域。我曾经参观日本京都皇宫（御所），当时深感同样是海岛，日本可建筑规模宏大且视野辽阔的建筑，台湾如果没有两蒋时期作为中央政府的经营，则四百年来根本不存在如此规模与视野的建筑。这就不能不向跟着政府来台的外省族群建筑师致敬。当我们来谈广义角度的眷村建筑，则各类中国古典式样的政府建筑都应该被包括在内，这包括政府最早设立的南海学园，其属于首批兴建的公共建筑群，里面的纪念馆几经变更设置，由大型馆舍的角度来说，有陈濯与李宝铎设计的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书院（1955）与南海剧场（1956）；卢毓骏设计的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1956）；林柏年设计的国立历史博物馆（1971）；除南海学园外，还有黄宝瑜设计的国立故宫博物院（1965）；修泽兰设计的阳明山中山楼（1966）；王大闳设计的国立国父纪念馆（1972）；杨卓成设计的圆山大饭店（1973）、中正纪念堂（1980）、国家音乐厅（1987）与国家戏剧院（1987）。如果从祠堂的角度来看，台北忠烈祠姚元中先生参考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设计，后来成为全台各县市忠烈祠参考的范例；具有苏州意象的园林则广布全台，这包括胡国礼设计双溪公园（1974）、王玉堂设计至善园（1985）与汉宝德设计南园（1985），这些中国古典建筑的设计者全都是外省人。

因此，我们应该摆脱眷村建筑都是破败不堪的刻板印象，外省族群早年来台或许住在很简陋的眷舍内，但其中有好些建筑大师都开始发挥其才华，利用传统建筑元素设计出具有崭新气象的中华文化建筑，在这个更广义的层面来说，相对于既有的闽南文化建筑或客家文化建筑，我们将其称作外省文化建筑会更恰当。

最后，我们来谈军事领域的眷村文化。台湾社会自有历史至今，从来没有中央政府的编制直接进驻到台湾社会，这不仅包括政府体制，更包括完整的军队编制。中华民国政府带领六十万军队迁台，里面不只有陆军，更包括完整的空军与海军的建制，根据民国三十九年（1950）国防部的总清查，据信带出三百余架战机和六十五艘船舰。陆军来台的单位，计有陆军总司令部、陆军大学、测量学校、伞兵总司令部、装甲兵旅、砲兵第10团、工兵第2与第20团，正规军有第1军到第3军，第8军与第9军，第18军与第19军，第50军，第52军，第54军，第64军，第75军与第87军，还有第32师，第92师，第46师，第96师，第99师与第139师，这些军人与其眷属，共同使得外省族群凝聚出极其特殊的军事文化，这包括眷村子弟常喜欢探讨军事议题，研究战略与战术，阅读中外战史书籍，在眷村中玩着战争的游戏，长大后投考军校者大有人在。更值得重视的现象：国民革命军的将领，有相当数量者系经历过东征、北伐与抗战的名将，拥有参与数十万军队规模的会战经验，这些经验或不能说「绝后」，但自太平天国事变后确属「空前」，而且，从跟着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者多半系读书人开始，国军将领的特色就是有着比较浓郁的儒家思想气息，喜欢探讨中华文化，更会自我要求做个「儒将」，这都对眷村的军事文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具体举例来说：何应钦（1890—1987）终生在写书法；刘峙（1892—1971）长年在研究尺牍；白崇禧长年在研究战史与兵法（1893—1966）；顾祝同（1893—1987）有智谋且待人宽被人称「军中圣人」；上官云相（1895—1969）终生在读经典；罗卓英（1896—1961）喜欢读古文与诗词；薛岳（1896—1998）喜欢研究历史并发明天炉战法；陈诚（1898—1965）念过师范并关注教育；周至柔（1899—1986）喜欢下围棋并阅读中外书籍；孙立人（1900年—1990）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又念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邱清泉（1902—1949）喜欢写古诗；黄杰（1902—1995）喜欢研究易经；张灵甫（1903—1947）长年喜欢古文与书法；方先觉（1903—1983）早年读法律晚年习书画；王叔铭（1905—1998）喜欢京剧与音乐；胡琏（1907—1977）长年在研究宋史；刘咏尧（1907—1998）国学深厚且著作等身；高魁元（1907—2012）常在写书法；彭孟缉（1908—1997）喜欢历史并热爱学习；黎玉玺（1914—2003）长年在研究资治通鉴。这里都列出其生卒年，根据敝人的不完全统计，国军将领除孙立人受美国教育外，其余将领全都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度薰染，还有除因国共内战期间不幸战死者外（但其亲属都来台），绝大多数人都得享高寿，其孩子后来都有相当杰出的成就，显见国军将领实属一批结合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的非凡人才。

这种现象，颇能解释为何军中作家的人数相当大量，后来并会对台湾文学（尤其眷村文学）的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这就是长期「风行草偃」带来的效益。这些国军将领在各种战争中的动静举止，其间采取如何的战略、战术与战法，这些军事将领中很多人都思路清晰且擅长写作，已出版极丰富的各种著作，留给后世极其珍贵的精神资产，后人（特别系关注兵法者）都应该从相关史料或回忆记录中仔细研究，未来除非再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否则很难复制其经验，更是外省族群带给台湾社会在军事领域的莫大贡献。

本文按照「中华现象论」的角度，再从语言、电影、建筑与军事四大子领域来补充说明何谓眷村文化，结合前文六大子领域，相信对于眷村文化的具体范畴已清晰勾勒其轮廓。这都是我们外省与眷村的先贤筚路蓝缕留给后世的文化宝藏，只要对外省族群尚有认同者，莫要把「泯灭自己的族群」来当作族群融合的证据，而应该把「兴旺自己的族群」来当作族群融合的资粮，眷村文化实属中华文化落实在台湾社会的脊梁骨，只有再度振兴这十大子领域的眷村文化，我们才能实质振兴中华民国。最后，我想拿陈云山作词与作曲的〈东南苦行山〉来做本文的结尾，各位读者可自行在网路点殷正洋的歌来听：「来自中原一群伙伴，结庐东南山。尘缘难尽默对寒窗，龙珠合十在胸膛。秉承千年卓绝意志，潜修东南山。宁静致远风雨声响，不绝如缕持香案。香火在雨中烧几十个暑和寒，血脉相连一方苦行山，龙珠九转十二金光，返指五岳和三江。」

（作者为国立宜兰大学博雅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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