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大作戰5-3】江佩津／北岸

图／Croter

从刑场到新兴区的阿姆北

坐在面朝IJ河的房间里，对岸就是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远方的夕阳渐渐落下、隐没在水平面之下，放眼望去是无敌河景，以及Eric Vökel酒店的外墙随太阳的角度折射出余晖，金黄色的夕阳原来是存在的，我忍不住这样在内心赞叹着。这里是阿姆斯特丹北（Amsterdam-Noord），是我来到荷兰的第一个居处。

阿姆斯特丹北，是过往荷兰人认为只有穷人居住的区域，或听到人说：「阿姆北太疯狂了（Noord Gestoord）！」仿佛住在这里的人都是怪人。

回望十八世纪，相较于当时已经有整齐运河、市容的阿姆斯特丹，隔着一座河湾，早期的阿姆北是一片荒芜，作为处刑场，因此从阿姆斯特丹往北望，只会见到挂在绞刑架上的犯人尸体。

到了一九二○年代，市政府在这里修建了名为Asterdorp的公共住宅区，把约旦区（Jordaan）的贫困家庭迁至此处，并以高墙将他们与外界隔离。这些因素逐渐形成了「只有穷人会住在阿姆北」的刻板印象。

时间推演至今，Asterdorp早已拆除，所在之处建起新颖住房，如今的阿姆北已是一房难求，工业区改建为艺文场所，与热闹的阿姆斯特丹仅一河之遥，街巷里有着酒吧、餐厅、咖啡店，有直达市中心的捷运，因而成为许多人安身立命的居处选择。

那些灰暗、阴郁的色彩早已不在，而是被街头涂鸦的多彩、洁白巨大的Eye电影博物馆取而代之。

找房比找工作还难的荷兰

在抵达荷兰之前，我已被诸多旅荷台湾人提醒：荷兰居，大不易。在国际学生、各国人才涌入荷兰生活的近几年，大家戏称「找房比找工作还难」。

只要是旅居于荷兰的外国人，都得向市政厅注册住处的地址，并根据房屋大小有着注册人数的上限。最早可追溯至百年前的十九世纪，自乡村涌入的工人在都市中聚集成卫生堪忧的贫民窟，这并非只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体社会共同承担，因此荷兰政府在一九○一年通过住宅法《Housing Act of 1901》，提供便宜的租房贷款，且「空气、光线和空间」堪为基本人权，必须有浴室、通风、一定的居住坪数大小。延续至今，租房制度规定了收入标准，确保不同收入阶层都能获得适当的居住权。

抵达荷兰初期，我暂时落脚于饭店，与我一起的还有两个三十二吋的行李箱，加上作为随身行李的乐器盒，这是一趟长途飞行所能带上最多的家当。

出发前，我在行李清单中列出衣服、配件、证件与文件、生活用品、电器用品、食物，最后加了一栏防风防水衣物。事实证明，是在荷兰十分实用的装备，但在真的确定落脚前，我仍不敢贸然将行李箱全数摊开，只敢先打开其中一个，拿些生活所需物品。

找房的过程正如许多过来人所说的艰难。尽管注册了各大看房网站、日夜搜寻房源，准备好收入证明，甚至履历自介、附上照片，只差没有祖宗八代都交代清楚，让屋主认为你会是个优良租客。就算是这样子准备齐全，却也还是在海投的一百封信件里，偶尔收到一两封回信，说着：抱歉，房间已租出。

在冬日前抵达自己的房间

在荷兰度过一个月后，我终于在夏末秋初的季节交替间，找到了一处落脚之地。日照渐短，冬天的漫长黑夜即将来临，我感到无比幸运，能够抵达这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我已然是心存感激。

签订租约、提交住址注册申请后，我才敢放心地将行李解压缩，将衣物挂上衣架，感觉终于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从台湾至荷兰，体感并不只是一趟十六小时的飞行，与台湾全然不同的空气湿度与阳光角度，我感觉眼前仿佛被擦拭得极为干净，使得衣服上的细节都清晰可见。经历了漂泊不定的不安，如今可以让物品各归其位，并将衣服挂上衣架，我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跨国移动的紧绷皱褶也因此得以熨烫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