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外国人看到,对中国人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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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表扬与批评,不过一个硬币的两面,每一次“中国希望被外国友人表扬”的背后是否都隐藏着“中国人希望被外国人看到”的辛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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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在北京召开前后,北京实施了诸如放假、单双号限行、周边地区限产、暖气暂缓供应、停止施工、医院减少门诊措施来保障空气质量。虽然良好的空气质量是大家所需,但客观说,因为APEC会议而实施的这些措施,对于经济环境、社会生产、人民生活是一个硬着陆,代价极大。

比如,根据外媒的报道,北京周边的钢铁企业很早就接到APEC会议期间停产的通知,但为了维持经济增长,钢铁企业又不能减产,所以,它们只能“调整产能”,在10月加班生产,然后,往年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今年十月却频频出现雾霾。

这一切是因为“外国友人的表扬对中国很重要”。不过,对中国老百姓而言,重要的却是被外国人看到。

记得小时候,大约是1980年代初期,我家住在“重庆宾馆”附近,那是重庆的一家涉外宾馆。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公用事业,仍然跟不上居民需求,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可我家却很少停水。我妈妈告诉我,那是因为对面的重庆宾馆里面住了很多外国人,一旦这附近停水,居民纷纷提着水桶上街打水,被住在重庆宾馆里的外国人看到,“国际影响不好”,所以,我们这里属于重点保障地区,很少停水。

或许,我妈妈的这个解释无法找到确凿证据,但是,这个解释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朴素政治常识。实际上,老百姓这种朴素政治智慧仅仅是结果,顺着时间回溯,在那些更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策略的源头。从当下的雾霾,到1960年代的粮食供给,自不同的例子,不同的时期,相同的一点却都是“被外国人看到,有了国际影响”。为了避免国际影响,政府提供了更好的供水保障;为了减小国际影响,政府保持克制;为了避免国际影响,政府向城市调粮;为了避免国际影响,政府全力保障空气质量。

那么,被外国人看到,到底意味着什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房源)蒂亚·森(Amartya Sen)对这个现象进行了精确地总结。他通过对多国饥荒研究认为:法律、经济、政治等特征决定的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权利关系,最终决定了不同阶层的人对粮食的支配控制能力。例如,1943年,孟加拉政府为了保证工业地区加尔各答的粮食供应,从农业地区调粮,造成了饥荒。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例子中,实际上,“被外国人看到,有了国际影响”中“影响”二字背后意味着城市居民有了更大的言说权利——虽然在当时的中国,这种言说的方式是默默地被外国人观察到,但无论如何,当他们的境遇能被外界所知,他们实际上就在无声地发言,城市居民就比农民具有更大言说权利。最终,正如阿马蒂亚·森的结论:“不同的权利导致了不种粮食的城市居民有了粮食,而种粮食的农民却不能果腹。”

这个结论在中国也同样成立,林毅夫杨涛运用阿玛(房源)蒂亚·森的理论,研究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发现: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过定量配给系统获得食物,而农民却需强制性上缴(按:详见《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这不但和当年农民政治权利低于城市居民相吻合,也能很好地阐释今天的诸多公共现象:校车、教育等准公共品的供给,在国库充盈的今天,不是“供给不足”,而是“权利不足”造成的资源在不同阶层、地区、户籍人群分配不均。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粮食、空气与水,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都不再是自然之物,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与出行、门诊、暖气一样,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品,要依靠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与治理能量的投放多寡。从这个角度看,APEC期间的措施,就是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时出现了偏好。

与通常意义的因为人群权利不等,造成公共品在人群间的分配不均不同,这一次,是对同一人群,不同种类的公共品的分配出现了强烈偏移。不过,权利多寡决定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的原则仍然没变,悲哀的是,中国人仍然没有逃过“被外国人看到”这个权利增加模式——能被外国人看到的被极力提升,而那些不能被外国人看到的,则被人为压低。

所以,网上有人希望APEC期间出现雾霾,不但是对“中国希望被外国友人表扬”的调侃,更是出于“中国人希望被外国人看到”的朴素政治智慧,希望通过“被外国人看到”,带来更长远的解决。

其实,所谓表扬与批评,不过一个硬币的两面,每一次“中国希望被外国友人表扬”的背后是否都隐藏着“中国人希望被外国人看到”的辛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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