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外国人看到,对中国人很重要!
所谓表扬与批评，不过一个硬币的两面，每一次“中国希望被外国友人表扬”的背后是否都隐藏着“中国人希望被外国人看到”的辛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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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在北京召开前后，北京实施了诸如放假、单双号限行、周边地区限产、暖气暂缓供应、停止施工、医院减少门诊等措施来保障空气质量。虽然良好的空气质量是大家所需，但客观说，因为APEC会议而实施的这些措施，对于经济环境、社会生产、人民生活是一个硬着陆，代价极大。
比如，根据外媒的报道，北京周边的钢铁企业很早就接到APEC会议期间停产的通知，但为了维持经济增长，钢铁企业又不能减产，所以，它们只能“调整产能”，在10月加班生产，然后，往年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今年十月却频频出现雾霾。
这一切是因为“外国友人的表扬对中国很重要”。不过，对中国老百姓而言，重要的却是被外国人看到。
记得小时候，大约是1980年代初期，我家住在“重庆宾馆”附近，那是重庆的一家涉外宾馆。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公用事业，仍然跟不上居民需求，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可我家却很少停水。我妈妈告诉我，那是因为对面的重庆宾馆里面住了很多外国人，一旦这附近停水，居民纷纷提着水桶上街打水，被住在重庆宾馆里的外国人看到，“国际影响不好”，所以，我们这里属于重点保障地区，很少停水。
或许，我妈妈的这个解释无法找到确凿证据，但是，这个解释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朴素的政治常识。实际上，老百姓这种朴素政治智慧仅仅是结果，顺着时间回溯，在那些更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策略的源头。从当下的雾霾，到1960年代的粮食供给，自不同的例子，不同的时期，相同的一点却都是“被外国人看到，有了国际影响”。为了避免国际影响，政府提供了更好的供水保障；为了减小国际影响，政府保持克制；为了避免国际影响，政府向城市调粮；为了避免国际影响，政府全力保障空气质量。
那么，被外国人看到，到底意味着什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房源)蒂亚·森（Amartya Sen）对这个现象进行了精确地总结。他通过对多国饥荒的研究认为：法律、经济、政治等特征决定的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权利关系，最终决定了不同阶层的人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例如，1943年，孟加拉政府为了保证工业地区加尔各答的粮食供应，从农业地区调粮，造成了饥荒。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例子中，实际上，“被外国人看到，有了国际影响”中“影响”二字背后意味着城市居民有了更大的言说权利——虽然在当时的中国，这种言说的方式是默默地被外国人观察到，但无论如何，当他们的境遇能被外界所知，他们实际上就在无声地发言，城市居民就比农民具有更大言说权利。最终，正如阿马蒂亚·森的结论：“不同的权利导致了不种粮食的城市居民有了粮食，而种粮食的农民却不能果腹。”
这个结论在中国也同样成立，林毅夫和杨涛运用阿玛(房源)蒂亚·森的理论，研究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发现：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过定量配给系统获得食物，而农民却需强制性上缴（按：详见《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这不但和当年农民政治权利低于城市居民相吻合，也能很好地阐释今天的诸多公共现象：校车、教育等准公共品的供给，在国库充盈的今天，不是“供给不足”，而是“权利不足”造成的资源在不同阶层、地区、户籍的人群间分配不均。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粮食、空气与水，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都不再是自然之物，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与出行、门诊、暖气一样，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品，要依靠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与治理能量的投放多寡。从这个角度看，APEC期间的措施，就是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时出现了偏好。
与通常意义的因为人群权利不等，造成公共品在人群间的分配不均不同，这一次，是对同一人群，不同种类的公共品的分配出现了强烈偏移。不过，权利多寡决定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的原则仍然没变，悲哀的是，中国人仍然没有逃过“被外国人看到”这个权利增加模式——能被外国人看到的被极力提升，而那些不能被外国人看到的，则被人为压低。
所以，网上有人希望APEC期间出现雾霾，不但是对“中国希望被外国友人表扬”的调侃，更是出于“中国人希望被外国人看到”的朴素政治智慧，希望通过“被外国人看到”，带来更长远的解决。
其实，所谓表扬与批评，不过一个硬币的两面，每一次“中国希望被外国友人表扬”的背后是否都隐藏着“中国人希望被外国人看到”的辛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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