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看台湾》台湾的选举思维

（图／本报系资料照）

近来台湾政治议程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即将举行的「九合一选举」，台湾各个地方县市与直辖市的行政首长将面临一次重组与洗牌，而各党候选人竞相造势拜票，空战陆战此起彼伏，以求得在选举中尽可能收取选票红利。

台湾「民主化转型」后，举行了大大小小、难以计量的选举，大到「总统」，小到「里长」，无一不是借由选票多数赋予的合法性背书，职位、治权乃至政权的转移均由选票多寡定于一尊。一方面来，解决了治权乃至政权规范、稳定、有序与和平的转移与移交之政治继承问题；另一方面，也建立治权乃至政权的合法性从「中国代表性」向「民主授权性」的转换之政治法统问题。这是蒋经国一代为台湾留下的最珍贵之遗产。

然而此种转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激变性、急骤式、摧枯拉朽般的速度在台湾全方位展开与推广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局为了解决自身当时面临的政治继承问题与政治法统问题溃烂崩坏之局面的权变之计，工具性地向民选机制开放政权与政治领域以给自身的政治存在延寿益年。这带来的一是，从1996年至2000年仅仅4年时间完成政权党际转移的暴风骤雨式的民主转型；二则是，不合时宜之民主环境会未经整合或训练之选民群体的之先天缺陷。

民主是一个奢侈品，作为文明的方向与人性的本质，诉求一种较高水准的准入门槛，民主需要安全的民主环境与合格的选民群体。唯有在一个安全的民主环境中，选举议程的讨论才能聚焦于治理议题而非政治议题，社会成员也方能基于起码的安全环境汇总累计一种基础性的愿景或共识，在此框架内作出攸关政策议程的理性选择，而具备此基础共识与理性能力的选民，才是合格选民。

台湾的民主化，未曾先于政权开放加以解决安全问题与选民问题。迄今为止，台湾未曾与大陆达成任何和平协议或和平承诺，整个民主环境的运作是外在脆弱的，战争永远是潜在的可能性，民主在可能性上随时成为一场梦魇。安全环境的脆弱，造致台湾内部缺乏一种基础性的愿景共识，来弥合选民群体的意见分歧，使得政治议程而非治理议程是选举的首要因素，统独议题喧嚣尘上、挥之不去。而安全环境的脆弱，又是渊源于台湾内部缺乏一种基础性的认同共识，锚定于《中华民国宪法》上维系两岸的和平与安全。

当缺乏起码的安全环境与合格的选民群体时，会一个善于选举、鼓励民粹、热衷激进的政党之出现，社会的撕裂、议程的失焦、党派的恶斗、选举的恶性就会出现，整个选举会走向失能：撕裂的社会中，是无法「的解决合法的」解决政治继承问题，也无法「合法」的解决政治法统问题，因为此时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是「未被代表」的，其与执政党缺乏起码的基础性共识一致。更有甚者，这个政党会扭曲台湾内部的认同共识或愿景共识，以不合格的选民多数，依据合法的选举程式回应安全问题，最终合法与民主的选择战争的集体自杀。

选举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相反，在实行选举之前反而需要解决一些问题，即民主环境与合格选民问题。在没有解决选举的前提问题时，导入选举机制，会造致选举竞争的极化、恶性化、零和化与泛政治化，遂酿成一种迷思：即选举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选举思维」，乃至于面对两岸问题、生存问题时，以「选举思维」一以贯之，不是严肃谨慎，而是激情任性地加以对待，最终造成自我选择了自杀，只是苦了那些头脑清醒而又未能被「代表」的其他选民。

「选举思维」造成的另一种迷思是：「我」时时刻刻是「选民」的身分，「我」可以自由的「选择」任何方案，从而树立起高高的「主体性」，一切操之于「我」。一旦以此种思维面对两岸关系，那么「独立」、「统一」或「维持现状」都是台湾人可以自主的「选择」，但哪里又会有这样的「自由」。

「九合一」虽重要，但台湾负责任的各个政党更应将长远着眼于民主化转型的「补课」，妥善的解决安全问题，妥帖的弥合认同问题与愿景问题，在两岸关系上少一些「选民」的任性，多一分「公民」的沉稳。（李林杰/四川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