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散文】翁禎翊／恆星一樣的大人
图／阿力金吉儿
成为法官以后，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首先，大多数做这一份工作的人，是没办法如自己所愿选择上班地点的，所以我开始了每天来回总共九十公里的通勤之路。接下来就是无止境的身心交战，要羁押还是交保、要不要减刑缓刑，被告固然有值得同情理解的地方，但如果站在被害人的角度去想，肯定会有同等的愤怒或遗憾……每天每天过度投入、用情至深，坐困在某些案子某些人身上，经常就会从午寐之中，或者在假日清晨距离闹钟响起还很久的时候，惶惶起身，清醒至极，再难入睡。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度日，又会觉得不够负责任，难以真正心安理得。
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生活不甚规律。书记官忽然抱着绑红绳的卷宗走来，意谓着收到在押的人犯起诉移审，当日要立刻处理面对，午餐午休的时间全部泡汤，全数拿来阅卷都还不一定够。然后下午庭一开，一旦遇到阵容豪华的律师团，一次又不只一个被告，坐在法庭上的时间可能堪比半趟越洋航线，日夜因此不明，而且自然是没有供餐。
不过以上这些，我很快就习惯了，而且至此没有太多怨言。有领钱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天经地义；我也乐于在还年轻、体力还堪负荷的时候，把自己带往更远的地方去。像是身处大家都在倒头沉睡，或者都在埋首用餐的航班，靠窗一个人，不动声色掀开机舱的遮光板，从一点点缝隙中，看见从未有过的风景。
真正让我不习惯的是，上班时，因为有法官这个职称，身边的人给了我似乎超乎我应得的尊重或礼遇。比如接连手残弄坏了两台光碟机，同时又失手把办公室里的时钟摔烂，但总务科或资讯科的人过来却频频对我说没关系，很抱歉耽误法官您，我们会立刻帮您换一个新的。又比如退伍后迟迟没有缴交退伍令的影本，人事室几次打电话来，「忘记带」虽然是事实，但作为理由讲了两三次不免自己都感到尴尬，人事室却还是耐心无限地回应道，法官真的很不好意思打扰您，我们知道您很忙，有记得的时候再拨分机过来，我们这里请人过去和您拿就好了。
我的家教从小带给我的是：你不会因为有付了几个钱，就变得可以对人予取予求。所以小时候，妈妈会在乎我上下公车的时候，有没有对司机说谢谢；去学游泳、学桌球的时候，每个月要付钱给教练哥哥或教练姊姊，会在乎我把装着钱的信封袋递过去时，是不是用双手拿着、眼睛是不是看着对方。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或小习惯，我持续到了将近三十岁的现在。而连付钱得到的服务都如此慎重以对，更何况是一些别人无偿付出心力、劳力的东西。
可是我也有感受到，工作和生活是两回事。在法院里，即便很多事情我尝试亲力亲为，与任何人说话都尽量轻松以对，不带压力又不失礼貌，但备受呵护的状况、对话中被「您」来「您」去敬称的状况，完全没有减少。要与这些事情共存，或者说，要过着这样的职场生活，让我变得焦虑。
焦虑的原因在于，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就妥协了、麻痹了，然后从此就把别人额外带给我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法律的圈子很小，身在其中的我们每个人，多少都听过一些「鬼故事」，我很害怕不知不觉之中，自己会变成自己不喜欢，却又没办法打倒的大人。
于是吃饭的时候、午睡的时候、放空的时候……我都在想着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里，有没有得到什么防腐剂一般的指引，足以让我时时刻刻惦记并保持现在的模样。我知道这很困难。毕竟，不太可能有哪个人的家庭教育、校园教育，能够预想到未来职场的状况，然后给予充分的情境模拟练习；负责养成法官、检察官的司法官学院就更别指望了，在那栋建筑里，我大概只学会了写判决，真正分发后，一开始很多时候连公文要批示什么、章要盖在哪里都不确定。
直到退伍后超过半年，我收到了一个河滨公园篮球场打架的案子，一群男大生报队打球，一言不合直接变成打人。这一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案件，早早发了传票、合法送达，书记官也如常地打电话提醒记得来调解和开庭。结果开庭当天早上，其中一个被告在电话里对书记官又是问候爹娘、又是人身攻击，最后呛明了现在暑假人在机场、准备出国、行程早就安排好了，下午没办法来法院。
我的书记官是个年纪比我大一些的姊姊，平日温温和和、工作可靠明快，她赶紧跑来告诉我这件事，问我决定怎么办，要请他提出请假证明吗。她一进办公室，就先翻开了刚制作的公务电话纪录，什么都还没开口，我瞄了一眼纪录内容，就知道她心里有多委屈。做事俐落的她，第一次把公务电话纪录打成像是逐字稿一样，这是非常耗时耗力的；而看到被告发话的内容，我立刻登入系统查了出入境纪录，已经出境了。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到敲着键盘的手因为生气而发抖。
长长吐了一口气，我和书记官说，趁他还没登机回拨给他，给他五天的时间想办法提出书面证明，传真或email都可以，解释不能来开庭却没提早讲的原因，不然就是依法拘提。书记官语带哽咽地说了好。
结果被告当然也没有把我的指示当一回事。拘票按照流程签发，一个月后，暑假结束前，他被警察拘获到案。坐在地下室的法庭里，实在很难想像被法警解开手铐的那个人，和先前出言践踏书记官自尊的是同一个。因为一眼看上去，他就是大学教室人群里，安静上课或滑手机、不会特别引人注意的那种样子。
在法庭里见到的一切都可能是假象，进来前与出去后可能各是平行世界。不过就是因为知道自己不会完全看到平行世界的模样，所以开庭的时候，我虽然会质疑、会追问，但从来没有动怒或大声。即便是面对这个惹到书记官的男大生，我也是如此。
但最后谕知交保限制住居前，我还是收起和缓的语气，严正地问他，为什么之前电话里要对我的书记官讲那些难以入耳的话。
「不是不可以对书记官这样讲话。而是对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人家也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心也是肉做的，和你一样都会难受、会心痛。她安安分分地做自己的工作，只是想要安安稳稳过生活、有一口饭吃，你走出法庭那扇门后也会是这样，那凭什么对人家这种态度？不用和我说对不起，不是我被你人身攻击，你要说的话，请你对书记官说。」
男大生真的站起身来向书记官道了歉。是不是真心的我们没有人会知道，但开完庭后，书记官转头过来慎重地对我说：法官，真的谢谢。坐在一旁的庭务员也说道，法官，您最后说的内容好感人。
边收着东西，我悠悠地回应道：没有啦，那些都不是我说的。
明明就是从我嘴巴脱口出来的，什么叫作不是我说的？
我的意思是，那些话都是别人为我说过的。带上法庭通道的安全门，我意识到，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职场指引了。几年前我还是研究生时，同时担任指导教授吴从周老师许多门课的助教，其中一堂是台大法律学分班的课程。法律学分班的学费不便宜，来上课的都是工作上、经济上多少有所成就的社会人士，那时正值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变成线上教学，只有我和老师会来到教室现场，老师就著白板上课，我负责幕后连线直播。
某次上课直播讯号屡屡出现问题，有修课学生忍不住在对话区抱怨我，内容大概是连这种小事都弄不好，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学分班怎么会请这种人当助教。
我看到当然很受伤，而留言的人也马上被其他同学指责不该这样，她没多久就和我道歉了。可是老师看到留言后，突然就收起了上课笑闹轻松的态度，严肃地对着镜头讲了好长一段话。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那么严厉。
老师讲的，就是我在法庭上对男大学生所说的内容。我说的你不应该对「书记官」这样，当时在老师口中，是你不应该对「祯翊」这样。
从周老师是当过法官的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没看过他做法官的样子，但我看过他对待我的样子。他是恒星一样的大人，平时看他和学校的行政人员相处，所有人在他身边都能笑得开怀、安心，而且自在，仿佛他就只是繁星如织之中的某一个光点，没有特别的锋芒或架子；可是真正需要他的能量的时候，靠近他，他会凭自己所能，带给你一切温暖和明亮。
我很庆幸成为老师的学生，也很骄傲自己在潜移默化之中，多少学到了他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好的法官，不只是懂法律的人。如果在工作上大家终究会对我保持敬慎尊重、礼遇不只三分，那我要做的便是和老师一样，在需要的时候，勇于用自己所拥有的，去承担责任，去保护别人。
河滨公园篮球场的案子后来很快就结束了，赔钱的赔钱、养伤的养伤、撤告的撤告，还能算得上圆满。男大学生们没有一个人留下前科，伤口复原后、暑假结束后，每一个都会继续回到学校课堂。坐在教室位置上，不特别去讲，也不会有外人知道开庭的时候到底发生过什么状况。
和他们年纪一样大的时候，我是行星一样的少年，靠着反射别人带给我的光芒，看似闪闪发亮。而此刻我已经不是那样年纪，能够再享有那种权利的人了。我想到被学分班学员指责的那天，晚上下课后我一个人走去等公车，经过停车场，发现老师的车发动后却迟迟留在原地。他一个人在驾驶座，低着头一直滑着手机。
因为公车快来了，所以我也没有再上前和老师说掰掰。然后，就在回程的公车上，我收到他传来了好长好长一封Line讯息，内容说了满满的感谢，谢谢我成为他的助教，同时给了最多的安慰。讯息我一直小心翼翼留着。成为法官让我看见了大人世界邪恶的一面、道貌岸然的一面，可是也因为真真实实遇见过一些由里到外很棒的大人，光是想到他们，就少了很多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