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散文】阿布／死亡深沉的一瞥

图／九子

我记得那天是四月中，漫长的冬季刚结束，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我结束了总院的教学活动，骑着我的100cc旧机车，经过那条贯穿工业区、串联我日常生活的外环道，一如往常要前往分院。

我还记得那天温度刚好，风凉凉的，难得放晴的天气，阳光照在皮肤上很舒服。但就在机车经过某间工厂门口时，我手握着的龙头忽然失去控制。打滑，往人行道冲去。

这是我最后的完整记忆。

◆

然后是黑暗。疼痛。救护车的声音。有人问我一些问题，但我无法回应。我又沉入黑暗里。

◆

我醒来的时候在急诊三区，外伤科。绿色的床帘外，穿着工作服的医护人员匆忙来去。好熟悉的景象，几年前我也曾穿梭在他们之中。唯一不对劲的是我躺在病床上，浑身是血。

妻焦急地坐在床前，看到我醒了连忙靠过来。她说那时她的手机响起，电话里的我迷迷糊糊地说出车祸了，人在哪里也讲不清楚。她吓死了。后来才有救护人员告知她在长庚急诊室，她坐了计程车赶过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下午五点半，我记得骑车的时候是四点多，那时正要赶去分院参加一个会议。也就是中间一个小时的记忆是空白的。

持手机的手上有干掉的血，食指与中指的关节处皮肤被整层磨穿，但幸好手指还能动，似乎没伤到关节腔。我略略移动了脖子和手脚，看起来感觉和运动的机能都还在，中枢神经系统大概没事。我把手机转为自拍模式，画面中的人满脸是血，从左侧下颔到整张右脸血肉模糊，最严重的是左嘴角，一个好深的洞，像无情的瞳孔冷冷地朝着我看。血顺着下巴流下来，在脖子凝成冻状。

门牙失去了半颗。我在心里默默和它说再见。

但真正惨的是我的右脚。右脚已经几乎没有知觉了，但我看得出右踝外翻成一个不自然的姿势，内踝处一截硬物刺破皮肤。完了，开放性骨折，而且伤口看起来很脏。接下来必须面对的是高度感染的风险，弄得不好变成骨髓炎，大概就得要长期的抗生素抗战了。

在急诊室已完成初步止血，生命征象稳定，我知道我自己大概是不会死了。但身体却用相当直觉的方式告诉自己，死亡已经来过了，它确实曾经站在我身前，留下深沉的一瞥。

身为一个医师，我完全同意我几乎已死过一次。能让粗壮的小腿胫骨开放性骨折，那必然是相当程度的撞击力道。那样的力道如果撞在颈椎，我八成已经颈部以下瘫痪；若是撞在头部，不巧安全帽没戴好，大约已造成严重的脑出血。我到今天为止三十七年的所有人生──妻与刚学说话的儿子、在医学中心的工作、社区里的宿舍，有或是无，仅仅只是撞击点在哪里、或是当初几个关键选择的距离。

如果那天不是在例行事务后多排了一个会议、如果不是骑机车而选择坐交通车，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如果没有善心路人将我送医、甚至如果撞击的地方不是脚踝，而是骨盆、是胸腔、是头颈部，会不会现在我根本没办法打出这篇文章？

作为一个看过更多「可能」场景的医师，确认伤势后，我第一时间竟然是对我受的伤深深感激。

◆

死亡来过了，留下气味，以及扭曲过的时间。

七点，八点，十点，十二点。我在急诊室的床上躺着，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去做牙科评估，推进缝合室缝合，骨科住院医师过来帮我的足踝复位（今天值班的住院医师正好是认识的学弟，从他的语气里，我感觉到了一丝与一般病情解说不一样的温度）；这个晚上好像过了很久，但又好像仅仅是一眨眼。妻一直陪在身边，成为我的时钟，是我在这个夜晚唯一能抓住的线索。

骨科医师朋友早就帮我看了Ｘ光片，讷讷地说，「啊，这看起来断得……满复杂的，看看你的主治医师决定怎么开。」我受伤的消息传开，有些还留在医院的朋友也来急诊现场关心。他们穿着主治医师的长袍，俯视躺在病床上的我，好像想说些什么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了解他们原本大概要说什么，也晓得他们最后决定不说话的原因。毕竟受过同样的训练，太熟悉了，我们每天都在流畅地告知病人坏消息，但这样的话语却很少需要对身边的人说。我伸出手来握住他们的手。不是开刀、缝合，或做检查的医师的手，而单纯只是有着温度与血肉、我朋友的手。此时他们出现在我身边就已经是一种治疗，他们的陪伴让我安心。

医师该怎么面对同侪的病，或是自己的伤呢？或许是年纪渐长，近一年来，听闻了许多医院里遗憾的故事。研究上合作的某教授忽然发现胰脏癌末期。某主管罹患了罕见的快速退化型失智。大没几届的学长（在临床见过几次，印象中的他阳光爽朗，还像个大男孩）被诊断为神经元疾病，几无药可医。

想像中的他们应该站在病床前，而非躺在病床上。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忽然想起，原来医师也是人，也是会生病的。

我们的成长轨迹如此类似，大多在医学中心里学习，训练完后留在同一家医院服务，日复一日治疗病人；但偶尔有些人也会在此脱下白袍，加入病人的行列。曾经我们以为白袍是不会脏的。白袍赋予我们与疾病对抗的力量，那么勇敢又那么神圣，却几乎忘记白袍底下，也都只是血肉之躯。

我也曾治疗过我的老师：教授，学界一方权威，医院里地位崇高的主管。我医学生时曾跟在他身后学习，觉得如此幸运，那样的背影走在查房队伍前方是多么巨大而遥不可及，好像跟着走，就一定能够抵达光的源头。但我来到病床旁要为他扎针时，发现换上病人服的他，身形好瘦好瘦，皮肤下几束单薄的肌肉挂在枯干的骨架上，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普通的病人。

但有谁在穿上病人服之后，不是一个普通的病人呢？

当天午夜，我被推进开刀房，进行暂时的外固定手术。我看到主治医师与住院医师忙碌的身影带着疲惫，为了我，他们今天即将要通宵奋战。

麻醉科医师一边准备，一边跟我解释麻醉药剂的作用，说如果感觉血管刺刺的，就放松，深呼吸。我想像我麻醉之后，将会被除去身上所有衣物，住院医师学弟会在我的阴茎插入尿管（啊，这部分真不好意思），消毒，大量消毒，然后手术开始。

只是我将不再是用站在手术台旁的视角，而是以一具肉身参与这幕医疗场景。我心里想跟他们说，谢谢，辛苦了，我的身体如此残破，麻烦你们了。

然后我又再次失去意识。

◆

从开刀房回来，神智逐渐恢复以后，疼痛也回到了我的身上。

说也奇怪，在创伤的当下，自己的意识与身体有着暧昧的距离。一般来说，遭遇心理创伤（psychological trauma）的时候，很常同时经历到不同程度的解离（dissociation）。有人说此时对外界的感受隔着一层玻璃，也有人说那像是用他人的角度，漠然地看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但我从来没有体认到，肉体上的创伤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

或许这是生物本能上对于死亡的抵抗吧，心理上的阻隔，让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平静，有同时存在的可能。当时我的身体确切的感受到了死亡的可能，那样的威胁让他自动进入了防御程序。

死亡是什么样的经验呢？古往今来的智者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却无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然而任何一个最简单的生物都将亲身体验死亡。毕竟死去的人不会回来告诉你死亡是怎么回事，你无法预先学习，只能在唯一一次机会里亲身体验它。在死亡面前，理性与经验之间存在着鸿沟。

意识逐渐清醒之后，我试着回忆从车祸发生到急诊室之间，那段空白的记忆里到底经历到了什么。那时候死亡就在我身边，我曾经看见死亡一闪而过的背影，有好多问题想问它。

我查询手机的通联记录，发现那段消失的时间里，我和妻通过几通电话（这也是她能第一时间赶到急诊室的原因），传了讯息到工作群组里告假，甚至还用简讯通知隔天的心理治疗个案，我将会失约。

透过这些线索，我垂钓出更多遗漏在黑暗中的零碎片段。在那段由生物本能主宰身体的时间里，我感觉到痛，但同时又感受不到痛。肉体传来的疼痛被意识妥善地收纳在玻璃盒子里，像是不会灼人而只剩光亮的火焰，出乎意料的，回忆里的我在创伤当下并没有经验到太多痛苦。

除此之外就是责任。身为医师，与身为家人的责任。那时候的我想起妻，想起即将两岁的孩子，对于可能无法陪他一起经历成长的风景而遗憾着，也为了无法一起分担家庭责任感到抱歉。那时候的我既无助又孤独，迫切的需要有人将我从这样的处境里拯救出来，希望有人在这场灾厄里看到我。

但除此之外，竟然还有一丝平静。

我想到作为一个生物体，我加入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行列，正在经历一个结尾，一个必经的终点。我有被好好地爱着吗？在我的生命中，有做到我想做的事吗？

在那个时候，时间变得对我毫无意义。无所谓过去，也不再有未来。漫长的等待仿佛眨眼就消逝，但一瞬间却可以趋近于永恒。

死亡对躺在地上的我留下深沉的一瞥，然后离去。

◆

接下来的几天，如同我所预料的，多处伤口发炎。抗生素每四个小时打一次，注射的时候血管像被烧红的铁条穿过，手臂上的留置针每天都因为发炎而需要换过一次，护理师打针的时候，我感受针在皮下寻找着静脉的线索。

大半张脸盖在纱布底下，喝水的时候，水沿着缺损的嘴角流下来。我跟护理师要了生理食盐水与棉枝纱布，放在床边，自己照着镜子用棉枝挑除伤口的死肉，为自己换药湿敷。

痛是好的。痛与流血代表活着。但脸上的疤痕大概是免不了的。我将带着创伤给我的新的脸，与新的脚，走完后半段的人生。

医院的朋友们陆续来看我。工作上的同事，师长，与分散在各科、大学时代就认识的学弟妹；他们带来祝福与各类补品，也为病房带来笑语。我在他人的善意里逐渐把自己拼凑回来。我不再只是一具机能衰败、等待修补的肉体，而是亲密的家人朋友，也是重要的工作伙伴。

我试着下床，试着拄四脚拐绕行护理站。短短五十公尺就让我喘到眼前发黑，比起那些爬过的百岳都还要艰难。我试着用热毛巾擦拭全身，请理发部帮忙在病床上洗头。温暖的感觉，清洁的感觉，身体开始找回除了疼痛以外的其他感受。

车祸后三周，我回到熟悉的诊间，虽然每看一个病人就必须让脚休息一下，但至少慢慢回到原本的生活。或许不只是为了薪水，而是为了生活本身。

但有时候我仍会想起死亡离去时的身影。它留下的最后一个眼神，把我的日常生活灼烧出一个大洞，洞的背后一如我所料，是无止尽的虚无。

但那并不如想像中可怕。

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带着爱，带着意义，再次回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