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散文】季季／吹著黑管的社運健行者（下）——綴拾阿肥與我的60年代碎片

1983年圣诞节，王志明（左戴墨镜者）与副刊同事在南投蕙荪林场；上为黄验，中为刘克襄，右为曾金源。（图／季季提供）

从《野鸽子的黄昏》引出感人的故事

后来杨蔚为王尚义写的追念文，则是他告别阿肥家的客厅并为「这一代的旋律」谱写的最后篇章。

1967年11月12日，杨蔚在《经济日报》「综合」版发表〈从野鸽子的黄昏引出感人的故事〉。

──「文坛上有一个早殒的天才，最近在人们心上卷起一阵怀念的浪潮——他是四年前逝世的王尚义，也就是《野鸽子的黄昏》的作者。……卷起这一阵浪潮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的遗集的发掘与印行，其二则与最近的一大新闻有关。……他生前是一个医科学生，死后却因为文学方面的成就获得重视和适当的评价。……他的朋友们说，王尚义给人的印象，苍白，尖锐，激动，并且不时会爆发一种带着嘲讽意味的大笑。那种逼人的气势，有时颇难让人忍耐。不过，据说他有好几个知己的朋友，也都是在辩论问题吵架吵出深厚的友情来的。……」──

这最后篇章发表之后半年，1968年5月至6月，陈映真等人与阿肥陆续被捕；杨蔚则已陷入「用狂赌麻醉脑袋，以沉沦赎罪自己」的深渊。

罗家伦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新人生观》，竟成了张以淮1951年在台北被捕的罪证。（图／季季提供）

「这一代的旋律」催生者竟是罗家伦

杨蔚一生善于掩藏，2000年领了白色恐怖赔偿金准备远赴峇里岛定居之前，竟把他自称「遗书」的一堆书与文稿交我保管。拿出《这一代的旋律》（1965年7月学生书局出版）那本书时，已逾七十之龄的杨蔚，又说了一个我不曾听闻的，与「这一代的旋律」相关的秘密。

「如果没有写那个专栏，警总也许不会盯上我和阿肥那伙人……。」

──啊，阿肥那伙人？那伙人的「民主台湾联盟」案已经三十二年啦！

他摸着那本薄薄的书，沉默了一两分钟才缓缓说道，他是受不了〈台湾好〉那首流行歌曲的虚假歌词，才决心介绍阿肥他们那些脚踏实地真实创作的台湾音乐人……。

「〈台湾好〉那首歌，妳知道吧？」他说。

我知道，我也会唱。

1964年之后，美黛首唱的〈台湾好〉轰动全岛（那时没人知道那昂扬悠远的曲调来自卑南族的卢静子）。

──「台湾好，台湾真是个复兴岛，爱国英雄英勇志士，都投到她的怀抱。……我们忘不了大陆上的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集中营里苦恼……。他们在求救，他们在哀号……我们快要打回大陆来了，快要回来了。……」

杨蔚的语气转而愤怒了，他说〈台湾好〉赞美当时的台湾「是个复兴岛」不算太离谱；说大陆同胞在求救，「我们快要打回大陆来了」则太夸张也太虚伪了。尤其让他生气的是，〈台湾好〉的作词者竟然是罗家伦（1897-1969）；他是「五四运动」命名者，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驻印度大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

「他妈的，历史学者，大学校长，竟然昧着良心写出那种虚假歌词！他妈的，老蒋穷途末路都快死了，你还在替他吹捧反攻大陆回大陆，还在欺骗台湾人民！而且他写那些骗人的歌词时，还是国史馆馆长！……」

我望着那本橘红封面的《这一代的旋律》，想起1964年11月读「这一代的旋律」专栏时，怎知它的催生者是鼎鼎大名的罗家伦！

《新人生观》竟是张以淮被捕的罪证

然而罗家伦的故事未完。

杨蔚去峇里岛之后不久，「罗家伦」的名字出现在2001年1月12日的《联合报》；而且与1965年曾参加鹭鸶潭婚礼的「张以淮」有关。

2001年1月12日《联合报》第五版，图中画面是教育部长曾志朗代表政府向张以淮致歉。（图／季季提供）

那天的《联合报》，以半版刊登「四六事件」五十周年政府公开向受难者道歉的大幅报导。教育部长曾志朗握着张以淮的手代表政府道歉的合照非常醒目，记者张锦弘的报导「张以淮、孙志煜患难结亲家」也很感人；其中两句却让我愣住了：

──「七十二岁的张以淮说，他被抓是因读过前教育部长罗家伦写的《新人生观》，竟被视为『思想有问题』，着实荒谬……。且抓人的是保安司令部，不是警总；警备总部是一个多月后实施戒严才成立。──」

《新人生观》1942年3月于重庆出版。罗家伦那年刚卸下中央大学校长之职；元旦那日于「陪都重庆」所写自序有此说明：

──「这部书里的十六章，本是我于中央大学西迁以后，对全校的一套系统演讲。……章章都是讲完和写完在敌机威胁的期间，有时还在四周围火光熊熊之中。……我断不敢说这部书是表现一种有力的思想，我只敢说这是我个人用过气力去思想的一点结果。……敬以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有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

而青年张以淮，竟因读了这本书，1951年在台北被捕！当时奉命抓人的保安司令部，是从何认定它的「思想有问题」？

罗家伦出版《新人生观》时45岁；写〈台湾好〉歌词时65岁；被杨蔚痛骂以及被张以淮供出时，已经辞世三十余年。他终生效忠国府，言行文字「政治正确」；《新人生观》为何「思想有问题」？这个谜也只有当年的保安司令部能解。

多情说书人的情节转换如舞台剧

阿肥这套「肥书」，记录了我们同时穿越六十年代的文化符码：在国际学舍听音乐会，在耕莘文教院看《等待果陀》；阅读《文星》《文学季刊》《草原》《剧场》，也面对它们惨遭停刊……。

最为特殊的是，我们共同经历了「民主台湾联盟」案的煎熬；他是受难的核心人物；我的前夫杨蔚紧贴着核心旋绕；我则立于核心边缘痛苦的旁观。

2004年，杨蔚在印尼病逝。2006年，我在印刻出版《行走的树》初版，首次以文字见证我作为「民主台湾联盟」案边缘人的亲身经历；其中第四章〈阿肥家的客厅〉第五章〈音乐派与左派的变奏〉都在写阿肥，在此无需赘述。

「肥书」二百多回，从少年阿肥到青年阿肥，参与的活动比我广博数十倍，结交的学界、艺文界朋友更是难以计数。他是多情的说书人，叙述众人诸事巨细靡遗，声腔既随兴又宏亮，情节转换则如舞台剧，一场又一场；时或质疑，时或嘲讽，时或指控，唤起我淹埋已久的层层记忆。

最让我震撼与深思的是第215回〈一个早产农村调查员的铩羽生涯〉，提到他1967年考入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后结识了同学王志明，两人十分投缘，不时去屏东林边乡竹林村王家长住，骑着王父的三阳机车在周边村落走访蕉农，调查他们的种植过程及被官商剥削的困境。他更直言受到志明父亲王车备先生为人行事之启发，也因而「走上较为基进的政治革命之路」……。

阅读的当下，看到「王志明」这个名字，我的脑袋回路霎时旋绕不停：曾在《人间》副刊与我共事两年多；翻译李维史陀《忧郁的热带》；1987年夏在国泰医院置换心脏瓣膜住加护病房；我几度坐在病房门口焦灼等待默默祈福……；啊，是那个6月13日夜晚不得不送别的，我始终念念不忘的王志明！

在《台北之春》重逢解严前的王志明

1982年9月，余纪忠先生创办美洲《中国时报》，在纽约建印刷厂设编辑总部；副刊编辑部则设在台北，与《人间》副刊办公室门对门，我常看到陈文茜，周浩正，黄验，刘克襄，秦宗慧等人；1983年也开始见到王志明和陈素芳。

1984年11月，美洲中时停刊，社方后来安排刘克襄、王志明转到「人间」副刊。刘克襄与美术编辑何华仁雅好赏鸟，空闲时常蹲在「人间」门口谈赏鸟，王志明则喜欢和我聊阅读谈作家，说他正在翻译《忧郁的热带》，我也才知道他台大毕业后，曾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研究所，但因先天心脏瓣膜不全，需定期手术置换，只好放弃博士学位回台北……。

那时志明住景美，到公馆转车到报社前，常去台大附近逛书摊，买盗版的三十年代作家小说和台湾出版的禁书。有时背著书包走进办公室就默默掏一本偷偷塞给我。那时还没解严，有一次塞给我的竟是林树枝1986年的《出土政治冤案》。

是的，或因还没解严，即使买了林树枝的禁书给我，志明从没说他有个好同学是阿肥丘延亮。我在「肥书」看到阿肥被捕后，志明曾去景美看守所探望，向他报告殷海光的近况；志明当时就已知道「民主台湾联盟」案了啊……。

而我，那时不知志明与阿肥是同学，更怕别人知道我的前夫杨蔚那些事，当然没跟志明说起我与阿肥丘延亮以及「民主台湾联盟」案的牵扯。

脑袋回路绕到最后，我与志明曾经那么近，近到一起偷看一本又一本禁书；但是又那么远，远到阿肥在我们之间而两人都看不见。

如今，在《台北之春》里，丘延亮让我重逢解严前的王志明与阿肥，弥补了我们三人之间蒙蔽多年的缺憾。

谢谢阿肥写了王志明。也谢谢他记录了许多我们都知道以及更多我并不知道的历史。（下）

●台北之春下午茶，7月28日（星期五）下午一点半至五点在华山文创园区中3馆拱厅（台北市八德路1段1号）举行，免费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