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58年的無罪判決：前死囚袴田巖冤獄案，看日本刑事再審制度問題

日本前职业拳击手袴田岩在58年前卷入静冈县4口命案遭判死刑，缠讼多年后在9月26日再审获判无罪。 图／美联社

2024年9月26日，经过58年的诉讼，日本袴田事件被告袴田岩先生终于取得再审无罪。今天（10月8日）检方已表示放弃上诉，因此，袴田先生成为日本战后第5件死刑事件再审获判无罪者。

袴田事件的案件概要如下。1966年，静冈县清水市一间味噌制造工厂，发生常董一家四口被杀的案件。该味噌工厂员工，同时也是前职业拳击手的袴田岩，因为手上有伤，加上睡衣上有血痕，被带回接受调查而后被逮补。逮捕后的20天，袴田在连续接受了平均每天12小时的长时间的讯问后，自白承认犯罪。

1968年9月，静冈地院判处袴田岩死刑。死刑判决的两项重要证据，第一是其自白，但上述如此长时间讯问下所取得的45份笔录中，法院仅肯认其中1份自白。第二是所谓的5件衣类，沾有血迹的5件衣类，是在事发后一年多后，突然从味噌工厂的味噌桶里被发现，上面沾有血迹。地院基于这两个决定性证据，判处袴田岩死刑。1980年，该死刑判决在日本最高法院定谳。但是，判袴田先生死刑判决的这两项重要证据，也一直是再审路上的争点所在。

袴田岩在姐姐秀子的陪同下，出席无罪确定后的记者会。 图／法新社

▌卡关43年的再审缠讼

日本刑事案件与台湾相近，若历经三级三审后，被告对最高法院的终局判决仍有不服，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提出再审，声请再审的理由详细列举在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1项，一般我们最常见到的开启再审理由，就是依据新事实新证据向法院声请，若法院肯认新事实新证据，认其足以使受判决人应受无罪、免诉免刑或轻于原判决所认罪名者，就会下再审开始裁定，让案件重新再审。

袴田岩案于1981年声请第一次再审，于2008年被最高法院驳回而告结束。2008年4月，辩护团将5件衣类浸在味噌桶里的实验结果作为新证据，声请第二次再审。2010年9月，检方于本案第一次任意地开示（编按：开示为日本法律用语，意指检方提供辩方证据资料）了一些证据，辩护团才得以这些证据为基础，再度要求检方开示其他证据。

2014年3月27日，静冈地院做出「再审开始裁定」，并以「继续拘禁袴田一事，明显违反正义，无法容认」为由，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裁定停止死刑执行及拘禁，释放袴田岩。然而，再审审判并没有因此顺利开始，检方又对再审开始裁定提起抗告，2018年6月，东京高院撤销静冈地院的再审开始裁定，辩护团对此再提起特别抗告。2020年12月，最高法院撤销了东京高院的裁定，案件再度回到东京高院。

时至2023年3月，东京高院肯认当初静冈地院的再审开始裁定，以裁定撤回检方抗告，检方没有再提起抗告，再审开始裁定才终告确定，袴田岩案终于可以再次审判。2023年10月27日，静冈地院开启了袴田事件再审审判的第1次开庭，一共开了15次庭，2024年5月22日审判终结，检方求处死刑，辩方主张无罪。2024年9月26日，静冈地院判决袴田岩先生无罪，10月8日检方表明放弃上诉，袴田先生漫长的再审之路才宣告结束，以无罪确定。

2014年静冈地院裁定再审开始并释放袴田岩，姊姊袴田秀子（右）对支持群众表达谢意。 图／路透社

▌袴田事件为何缠讼多年？

袴田事件为何缠讼多年至今才再审无罪确定？答案其实就在我们中文表现的「缠讼多年」这四个字里。当一个人喊冤主张无罪，声请再审，我们必须检讨判决有罪的理由，是否有违误或遗漏？或是有新的科学方法可以更进一步检验？而检讨的基础在于纪录和卷宗，也就是说，要取得纪录和卷宗，才能去检讨。在台湾，我们称之为「阅卷」，就是「证据阅览」，而日本称为「证据开示」。但如后详述，日本没有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所以才导致「缠讼」。

而费时「多年」一事，我们可以想像在一般公司行号，一件工作如果费时多年，那或许是效率不好。为什么效率不好？因为没有设下死线，要求作业进度，所以才会费时多年。本文中将针对日本刑事再审制度的两大问题来分析——证据开示制度不完整，以及未设定办案期限。

▌证据开示制度不完整

当再审声请权人主张无辜，当事人或他的律师首先需要做的，是去检讨分析该案件的证据有无问题，所以需要去阅卷。不仅仅是阅卷，而是阅全卷、阅「所有的」证据。只有拿到「所有的」证据，我们才能通盘精细地检讨调查，才能从里面找出可能可以主张无罪、声请再审的新证据。否则，看不到全体，只是瞎子摸象，没有实益。

在台湾的程序上，2019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称「刑诉法」）再审编的修法前或修法后，虽依据条文不同，但律师原则上都可以看到全卷。所谓的全卷又是什么呢？根据刑诉法264条第3项，所有侦查中的证据资料，都会被提交到法院。判决确定后，依据刑诉法457条第1项，以及台湾高等法院暨所属法院民刑事审判记录业务注意事项中，刑事审判记录业务注意事项第194点，为使检察官能够执行案件，案件纪录会被送回检察署执行科。律师阅卷时，法令上没有特别规定，因此2019年修法后台湾的律师所能看到的全卷，就是一个案件从侦查开始收集，乃至确定判决整个过程积累下来的所有纪录。

相对于台湾，日本的律师在判决确定后，依据日本「刑事确定诉讼记录法」可以向检方声请阅览，阅览范围是依据同法第2条第1项「刑事被告事件に系る诉讼の记录…」，翻成中文就是关于该刑事被告案件的诉讼记录。但该刑事案件的诉讼记录范围，实际上十分局限。

这是因为在日本，检察官起诉时，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以下称「日本刑诉法」）256条，只要提出起诉状即可，台湾称此制度为「起诉状一本主义」，立意在使审判者客观中立，不事先阅览证据产生心证而受偏见。另外，日本的刑事诉讼构造与美国同为「当事人主义」，原则上审判前检辩双方各自凭本事准备武器，没有必要给对方看手里拿着什么牌。

因此，根据日本刑诉法299条第1项，检察官的证据开示义务，只限于自己要声请调查的证据。实务上，虽然检方并不会在所有案件都坚决不提供开示义务以外的其他证据，或对辩方的证据开示请求一概拒绝，但毕竟这取决于检察官的裁量，并非明文。当开示证据不是检察官的义务而是裁量时，被告的防御权行使就处于一个不安定的状态。而没有出现在审判程序中的证据，就不会出现在确定纪录里，不受刑事确定诉讼记录法的规范，律师也无从请求开示。

袴田岩坐了34年冤狱，姐姐袴田秀子也为他的再审声请奋斗了一生。 图／法新社

日本也曾修正刑诉法，于2005年施行了审前整理程序（日本刑诉法316条以下）。新增的审前整理程序中，为了整理争点，关于检方的证据开示有更详细的规定，辩方依此能够依法取得更多资料。而这些资料，因为曾在审判中出现了，所以之后就会在确定纪录中，可以依据刑事确定案件记录法，去请求开示阅览。

然而，这项程序的修正，主要乃是为了因应裁判员制度，而适用于裁判员参与的案件（下称裁判员事件）因为要方便人民担任裁判员，参与审判，故须订定详细的开庭日程，要订定详细开庭日程，就必须要求检辩双方于审前将争点厘清，而有更多资料，双方才能厘清重点。换句话说，是为了厘清争点，所以才制订审前整理程序，顺带地使被告及其辩护人得到更多资料了。

但是，只有裁判员事件才会义务性地适用审前整理程序，而裁判员事件只占全体刑事案件的极少数，以日本法务省统计来说，2023年裁判员事件被告有972人，第一审案件全体有64987人，只有1.5%。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刑事案件被告，并没有受惠于审前整理程序，无法在确定判决前取得更多证据为自己防御，也无法在确定判决后依法请求开示阅览。在这样的制度下，声请再审权人如何找到在确定判决时没有被考虑到的证据？或是如何能够全盘性检讨侦查中取得的证据内容或程序上的问题呢？

回到袴田事件，5件衣类上面的血迹，是浸渍在味增桶内一年后会有的颜色吗？要解开这个谜，不只参考最终鉴定书里面的资料照，更需要当时实际拍摄的照片及底片，再以此为基础去调查，甚至运用科学实验重新检验，但是照片、底片这样的证据，在日本，因为在确定判决前没有出现在审判里，不属于刑事确定诉讼记录法管理，也无其他法规可以要求检方提出，检方若是不主动开示，辩护团只能「想像」这样的证据资料可能存在，一次又一次的请求检方开示。2010年，袴田岩案的检方「很幸运」找到了底片照片，并开示了这些证据，否则，第二次声请再审应该也很难有所进展。所谓的「缠讼」，就是因为不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而来。

2024年9月26日，袴田岩案的支持者在静冈地院外等候判决结果。 图／法新社

▌未设计办案期限规定

袴田案事发至今58年才获得无罪确定，如此费时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袴田案，而是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问题。例如1979年发生在鹿儿岛的大崎事件，事发至今已经45年，从声请再审开始起算，也已经是第29个年头，还在第4次声请再审中。1961年发生的名张毒葡萄酒事件，至今已经63年，当事人奥西胜已经病死狱中，由妹妹继续进行死后再审，尚在第10次声请再审中。

即便是再审无罪确定的，也有些案例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得以雪冤。1967年发生的布川事件被告之一樱井昌司，曾于2018年应台湾冤狱平反协会邀请到台湾演讲，他在事发后44年之间不断喊冤，终于在2011年获得再审无罪。1990年足利事件的被告菅家利和，也是在事发的18年后才取得再审无罪。在日本，为什么案件审理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呢？除了上述不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外，另一个可以考量的因素，就是办案期限的规定。

在台湾，我们有「各级法院办案期限实施要点」这个行政规则，设置了各类案件的处理时限与超过期限的处理方式。以刑事再审案件来说，第4点第二十三规定，刑事再审声请案件自收案起逾8个月者，须报请院长核阅，必要时督促注意。再依据同要点第2点第二十二，逾10个月者，除由院长负责督促办理外，并按月填具迟延案件月报表。

必须注意，有办案期限的规定，并不代表案件就能够被迅速妥善地处理，由过去徐自强案、谢志宏案等案，以及至今尚待再审的案件就可知，我国的问题大都发生在不断更审，也就是说，一方面符合上述办案期限的规定，但另一方面案子却像皮球一样不断地被踢来踢去，因此还是会有旷日费时的问题。

袴田岩（右方低头者）在坐牢期间受修女感动而受浸为天主教徒，图为2019年教宗方济各造访东京，袴田参加弥撒活动。 图／美联社

关于这个问题，台湾于2012年施行了刑事妥速审判法（下称「速审法」），防止重罪被告因案件悬而未决一再被羁押，也连带加速了案件确定。譬如以现行速审法为例，第5条规定，最重本刑死刑、无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其延长羁押次数于第一审、第二审以6次为限，第三审以1次为限，且审判中羁押期间不得超过5年。羁押期满判决尚未确定者，法院应即将被告释放。

因此，在被告释放期限到来之前，法院有赶紧将案件确定的必要，某一程度会改善案件被踢皮球的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是否匆促判决的疑虑？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曾以专文指出，2011年死刑定谳数量飙高，与那一年前后速审法的制定及施行的关联性，点出了案件处理效率与审慎认定事实两者如何平衡的问题，今后有待讨论。

相较于台湾已经从办案期限规定衍伸到更审的问题，乃至有如何兼顾效率与事实认定审慎度的问题，日本仍在办案期限完全没有相关法令可循的这件事情上打转；再者，日本与台湾过去相同，再审案件并不是一定要开庭，但我国已于2019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检辩双方陈述意见权，实现了开庭程序，只在「显无必要」时才可不用开庭。但日本没有这类规定，因此，除了由法官裁量，找检辩双方到办公室进行所谓「三者协议」，亦即在场互相整理争点、要求开示证据，或是写意见书呼吁法院处理之外，在再审旷日费时这件事情上，日本可以说是没有着力点可言。

日本律师公会连合会积极推动再审制度修法，该组织成员9月26日等候袴田岩案结果。 图／法新社

▌再审制度修法方向

综上所述，笔者浅认日本刑事再审制度，必须先由「证据一律开示」的修法开始。追根究底，证据如何阅览，与诉讼构造，意即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云云相关，本文就先不详述诉讼构造的问题。但即便因诉讼构造的不同，使台日两国于起诉后证据的阅览方式及范围有所不同，但因为冤案的确存在，所以，救援冤案的角度来说，案件证据的完整开示阅览有其必要。

美国与日本的诉讼构造及证据开示方式较为雷同，大多数的州在刑事证据开示上仍有所限制，但在发现冤案存在之后，有一些州、郡或市，已经慢慢开放了证据开示制度。譬如北卡罗莱纳州于2004年后采「open file」制度开示所有证据，更在2011年修法将证据开示主体扩大到侦查机关的代理人，包含了受侦查机关嘱托调查案情、检验或收集证据之公私团体。

如此可知，不管诉讼结构为何，以救济冤案的角度来看，证据的完整开示阅览都是同样重要的。另外，日本在案件处理上，没有设定办案期限，也是今天袴田事件延迟诉讼的原因之一，设定办案期限，并以台湾经验为例，同时修法充实程序的实质进行，是今后期待的一个修法方向。

日本法界也正在推动改革，例如日本律师公会连合会（以下称「日辩连」）的「再审法实现本部」，以及日本国会里一个超党派议员联盟300名以上的议员，都在积极推动包括证据开示制度的各项再审法修正，其中新首相石破茂总理大臣，也曾对日辩连再审法推动寄语表示肯定，石破同时也是上述议员联盟的其中一员，今后日本再审法将如何被推动，也是我们注目的焦点。

另外，本文尚未谈及「证据保管」一事。完整的证据开示固然重要，但其前提在于要适当保管证据，若没有妥善的证据保管，证据开示也不会完全。日本除了证据开示制度不完整之外，书证、物证的证据保管也没有适当法令规范。这一点，日本无法套用台湾经验，因为台湾也有证物保管不当，受监察院调查的例子，也有再审案件DNA鉴定相关证物被废弃，导致无法重新鉴定的案例。因此，本文讨论的日本再审制度虽有证据开示问题，但证据保管问题也应一并注意，且此问题相同存在于台日两国，特此注记。

历经34年冤狱和58年诉讼，袴田岩终于在88岁这年获得无罪确定。 图／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