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次起义 金援百分百来自华侨

201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型纪录片《孙中山与华侨华人》放映式暨图片展，在纽约唐人街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举行，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处成立纽约兴中会。（中新社）

为革命而出资者，如张静江以其在巴黎经营古董所得，尽捐助军饷。史坚如、黄咏商、余育之、邓荫南、谭德栋等不惜变卖其家产以助军需。黄景南倾其一生积蓄，尽献之军用。李海云尽提店中存款以充军费。

这六次战役总计用去经费约二十万元。其来源：张静江独助五万元，日人铃木等助一万四千元，荷属南洋华侨捐三万余元，英属南洋一万余元，安南及暹罗约六万元，中山自垫及其家人私蓄和首饰计为一万五千余元，河内欠债一万余元。香港机关直接收入者有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元。另革命军攻占河口时，就地征收三千五百元。其支出经手人，第三、四次潮、惠之役及其善后经费，以及向日本购械、租船和接运等费，系由香港机关经手，其支付在潮惠战后与善后者，约为一万八千元；用于购械及租船者为一万三千元。

防城之役 购械而尽

其他尚有支付河内及同志来往川资、给养、抚恤等费。第五、六次防城及镇南关之役经费支出，系由中山经手，数字不详。惟据中山自述，届至第五次防城之役时，所有六万四千元之款，加以购械而尽。以后战役，则向南洋筹款。第七、八次钦廉及河口之役的经费，系由胡汉民经手。据中山致南洋同志书，述及钦廉战役需花红万余元，子弹补充需二万元。另河内「待举」费万余元。河口之役经费支出，估计约为五万元左右。

第九次起义经费共约三万余元。其来源：纽约华侨助三千元，波士顿二千元，芝加哥二千元，旧金山一千元，计为九千元（均折港币数）。旧金山之款寄到香港时，起义已失败。当时以广州新军之运动，已经成熟，须发动各路民军响应，需款甚急，党员李海云时为香港文咸街远同源汇兑业商店之经理，毅然将店内之股东存款二万余元悉数提出，为民军购械之需。此役失败后，海云犹携其余款三千元缴还香港机关部。

第十次起义经费之来源及支付之项目，最为清楚。此役支付之款计为一八七、六三六元。收入之款有账可考者为荷属南洋华侨捐助三二、五五○元，英属南洋四七、六六三元，美洲七八、○○○元（其中加拿大六四、○○○元，美国一四、○○○元），其余约三万元来自暹罗及安南华侨的捐助。另此役善后费约二万余元。

从以上的估计，中山在辛亥以前所发动的十次起义经费，约为六十余万元（大多为港币）。就其经费的来源，列估计表如下：第一、二次起义，早在兴中会时期，其经费之来源，除由少数革命党人出资外；华侨资助者，仅檀香山一埠，所占比率亦低，不到百分之十。第三至第十次起义，是在同盟会时期，各次起义经费之来源，以华侨以资助为主，分布地区亦广，所占比率约百分之八十。尤其第十次起义经费，百分之百来自华侨的资助。就各地华侨资助经费之多寡来区分，其华侨人数多或经济情况较佳者，并不一定资助较多。今按其资助之多寡，可列等第如下：

一、安南及暹罗　约八九、四二三元

二、加拿大　六四、○○○元

三、荷属南洋　约六二、五五○元

四、英属南洋　约五七、六六三元

五、檀香山　约一五、○○○元

六、旧金山　一一、○○○元

七、缅甸　约四、八○○元（如为缅币，应第十位）

八、纽约　四、○○○元

九、芝加哥　三、○○○元

十、波士顿　二、○○○元

经营古董 尽捐助军饷

其他各处华侨如日本、南洋、澳洲、菲律宾等地，虽有资助，但为数甚微。各处华侨资助起义经费多寡之原因，与革命、保皇在当地势力之消长，有极密切之关系。例如檀香山原为革命发源地，自一八九九年为保皇派梁启超所夺后，梁在此埠为庚子（一九○○）自立军筹款，获得华侨捐款八、九万之多。南洋及美洲之华侨社会，原为保皇派势力，自革命势力进入后，亦成革命经费来源之所。革命势力进入南洋华侨社会较早，故其资助革命经费亦较早。加拿大及美国华侨社会之革命势力，在一九一○年始见扩展，故其资助革命经费亦较迟。

革命党人之向华侨筹款，亦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较有效的途径。

除此之外，其他筹款途径，亦曾不断的试行，但其效果，终不如向华侨劝募为可靠。就其筹款所试行的途径，约有以下五种：

一、革命党人自行出资，除中山本人外，为革命而出资者，如张静江以其在巴黎经营古董所得，尽捐助军饷。史坚如、黄咏商、余育之、邓荫南、谭德栋等不惜变卖其家产以助军需。黄景南倾其一生积蓄，尽献之军用。李海云尽提店中存款以充军费。以均本其理想以为最大之牺牲。

二、争取华侨富商的支援，此在捐助者而言，实为惠而不费，如香港之李纪堂、西贡之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等，均曾各助数万。惟此情形并不多见。而革命党人亦曾在这一方面费过甚多工夫，效果终不佳。如香港之陈席儒、陈赓虞、杨西岩三家巨商，原与中山及革命党人陈少白等颇有往还，中山亦曾请其助饷，结果大失所望。南洋巨商陆佑，拥有遗产四、五千万，与中山亦曾相识，革命党人邓泽如对其帮助亦多，邓因请其助款不应，而拒与往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