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穿梭黑白两道传奇——被袁世凯骂是吴三桂（六）

袁世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媒体把「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泄露出去，从而引起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应。

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并不美好的历史事实是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07年到1911年，由于内部纠纷不断，孙中山在同盟会内部的党魁地位已经名存实亡。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对于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做出实质性贡献。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包括黄兴在内的南北双方已经把大总统职位预约给了袁世凯。

1912年3月15日，由武昌首义功勋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张振武、刘成禺等人牵头发起的民社在其上海机关报《民声日报》中曾经明确指责「无功受禄」、「掠他人之功以为功」的南京临时政府是日谋「蟠踞之私利」，孙中山、黄兴等人坚持建都南京是「沐猴而冠盗终不变其盗」。

章太炎诅咒同盟会

3月下旬，南京方面的四川籍革命党人黄复生、吴永珊、玉章等人为邹容、喻云纪、彭家珍等死难者召开追悼大会，孙中山亲自出席。没有到场的章太炎专门送来一副诅咒同盟会方面的当政者为窃国大盗的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1913年7月坚持发动「二次革命」的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亦明确认定孙中山、黄兴对于辛亥革命并没有卓越贡献，「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因而孙此次广东之行，与其预期相反，因两三旅团长被收买而丧胆透露，完全失望之口吻。黄则徒然多疑，坐失良机。此无非不通晓国内之情况而已。余等实际当事者，尚未十分悲观云云。」

到了陈其美、黄兴等人已经去世的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一书中专门附录了上述「陈英士致黄克强书」，通过充分利用陈其美的死后余热来极力推行国民党内部一人训党、一党训政的党魁崇拜。

借用胡适的话说「中山先生著书的本意只是要说『服从我奉行我的《建国方略》。』他虽没有这样说明，然而他在本书的第六章之后附录《陈英士致黄克强书》（页79-87），此书便是明明白白地要人信仰孙中山学说、奉行不悖。

对于陈其美所转述的「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联日」策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另有注解：「文按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愤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起而正之者乎！」

既然日本人能够「发愤为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人就应该学习这种「发愤为雄」的国民精神，而不是一厢情愿地依赖日本人的金钱枪炮，在中国本土发动一轮又一轮的国内战争，更不应该因为日本方面没有提供足够援助就加以「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的怨恨诅咒。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相互厮杀，无暇顾及远东地区。日本大隈内阁认为这是推行其「大陆政策」的最佳时机。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在写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书信中紧密配合「大陆政策」来阐述「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联日」策略。「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袁世凯嫁祸孙中山

1914年9月日本侵略军一举夺取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势力范围。1915年元旦袁世凯颁布《乱党自首特赦令》，规定凡在1915年年底以前犯有「附和乱党罪」而能自首者，均可受到特赦而且可以量才录用、给以官职。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开动宣传机器指责孙中山、陈其美等人像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一样，于穷途末路中引诱日本政府侵略中国。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会见袁世凯，当面递交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都置于日方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希望袁世凯「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袁世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媒体把「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泄露出去，从而引起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应。一贯激进的中华革命党人何海鸣公开宣称：政府以稳健诫国人，国人以大任托政府。苟政府不加海鸣，以不利海鸣，且以首丘于祖国为安。同年三月，何海鸣回到上海创办《爱国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