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世界内外──办报拚性命 写小说是玩玩（二）
我们聊起当年胡菊人和董桥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金庸说：「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他讲话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口音。」
我便说：「钱锺书也是无锡人。」金庸说：「无锡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锺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很锋利。」我说：「钱锺书对陈寅恪的学问就有所保留。」金庸说：「钱锺书写东西一点一点，写《管锥编》不成为一个系统。陈寅恪喜欢成一个系统，自己有前后，成为一个系统不容易，中国历史研究成为一个系统，这中间一定有毛病。」
一谈起做学问，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对《红楼梦》有独到见解：「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曹雪芹。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如果最后证明这个小说完全不是曹雪芹写的，那研究完全是空的。冯其庸先生跟我也是好朋友，但是我没有跟他谈这个问题。需要肯定作者是谁，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的。」
我说：「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先生说，『金学』是他开创的。」金庸朗声道：「我不赞成有『金学』！」
金庸一生功业，以办《明报》为重，有人还写了专着来研究。我说：「听说您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金庸说：「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我接话：「您也把《资治通鉴》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没想到金庸说：「香港是完全的新闻自由。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我问：「您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金庸说：「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的同样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我问：「您从《大公报》出来，到了三十五岁时自己创办《明报》，重要的缘故是什么？」金庸说：「我在《大公报》工作时，《大公报》还是独立、自由的，所以《大公报》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考进去，当然是希望讲真话，后来经过大跃进，全部讲假话，我说这个报纸不行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它还是讲一亩地出五万斤粮食，我讲这是假的，我亲自到广东去参观过。」后来《明报》还跟《大公报》打过笔战，金庸说：「他们要来打《明报》，《明报》就退让，不跟它真正地打。他们打到《明报》门口，工人就把铅溶化了，放在楼上：你们过来，我们就倒下来。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在香港要勇敢很容易
我说：「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当年您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金庸说：「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四十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拚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我问：「您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金庸答：「办报是真正拚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在聊起报界前辈的近况后，我问：「您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金庸说：「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就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杀掉你，你也不怕，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拚了命来做的，我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这些同学就接受这个观点。香港的新闻自由在以前英国人统治的时候，跟英国是完全一样的。」
我问：「您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金庸说：「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的，有人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作为「金迷」，我对金庸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不以为然，便说：「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金庸说：「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