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美珍/一个外省媳妇的二二八省思

柯文哲缺席228追思纪念,主要是不想陷入悲伤情绪,用汗水取代泪水。(图/台北市政府提供)

文/丘美珍

10岁那年夏天,爸爸第一次带我来到游泳戏水,我玩了没多久,爸爸牵着我的手开始教我憋气打水,一边教一边说: 「游泳要好好学。爸爸当年逃难,就是从大陆游泳到香港的。」

原来学游泳是为了要逃难!

「为什么要逃?」10岁的我并不懂。

共产党到我们老家抢了3次,家里甚么都不剩,家徒四壁,最后,连墙上的钉子都被拔走了。」爸爸陷入遥远的沉思,那里有他身在小地主之家的惊恐记忆

听说,所谓的革命,就是从爸爸的老家开始的。如同原子弹的震央,无产阶级革命从这里引爆,红军从此席卷全中国。

当年爸爸整个家族曾经集体逃难两次,几个月后风声歇息,又重返家园。到了第三次,有人嫌麻烦觉得不用逃,所以只有爸爸和几位堂兄弟拿了一点金子做盘缠,往香港去。谁料,这样一去就是数十年,大家的老母、妻子、儿女从此生离死别

现在想来,这是人间至痛。但是当时10岁的我并不明白,只是觉得奇怪,我们家清明节怎么从不扫墓。原来我们没有家族,只有家人

逃出来的爸爸,在香港调景岭待了好几年,身分是难民。他写得一手好字,本来是文职,流落异地后,只能到餐厅帮忙打杂。辗转来到台湾后,他终于安定下来,娶了一个台湾女子,在眷村有了家,有了我们。

我们也算是另类的「双语家庭。平日家中,爸爸操着浓厚乡音,与我们谈天妈妈则坚持我们在家要跟她说台语。所以,身为孩子的我们,跟妈妈说母语,跟爸爸说「父语」,转换毫无问题。只是,爸妈吵架时,爸爸一气之下,会说妈妈是「说台语的民进党」,妈妈则反击说「你是大陆的共产党啦!」至此,语言竟成夫妻吵架的标签,口角成为真正的「斗嘴鼓」。

爸爸认为,蒋介石是让他脱离难民生涯的恩人,而且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共产党)。而说到民进党,自然就是他的眼中钉。多年前,第一批民进党立委刚刚进立法院议事时,因为国民党不时就来「多数暴力」这一招,所以那时的民进党善长武斗,肢体动作推陈出新,议场常常上演动作片

我有朋友在立法院担任现场会议纪录,三不五时就得闪躲各种突袭物,例如花盆。每次电视播出这样的画面,再加上党营电视台主播加油添醋的指控,每每让爸爸暴跳如雷,从客厅的大理石太师椅上弹跳起来,指着电视大吼: 「把这些乱党都抓出去枪毙!」

看到他那么激动,我跟妈妈倒很镇静,在一旁的饭桌上继续包我们的水饺,毕竟饭还是要吃的。爸爸的党国型态,就只在存他的心中,不太影响我们这小家庭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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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在眷村长大的我,在大学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二二八,就如同有人从来不了解外省二代的心灵,对于战争,总是有莫名的恐惧。

现在的先生、昔日的男友第一次造访我们家拜访我爸时,意外地省话。会面结束后,我问他: 「你怎么不太说话?」他说: 「我听不懂那乡音。」也好,我想,这样少说话反而不容易有误会。

先生家里差人来提亲了。隔天一早,我像往常一样开车载着爸爸去上班。但他一坐上车,我就感觉他有心事。

过了不久,他开口了: 「妳要结婚了,要离开这个家,我跟妳妈商量了,我们决定送妳……………」话没说完,我突然听见后座爆出一阵哭嚎,我惊诧地回头一看,爸爸已经泣不成声,不能言语。就这样,爸爸一路从我家楼下流泪到台北,为时40分钟。

我现在终于明了,这一哭,不纯然是对女儿的不舍,而是许多前尘往事在他心中翻搅,勾起他曾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椎心之痛。直到下车前,他才把那一句话想说的话说完: 「我们决定送妳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

结婚后,公婆住得很近,我突然感觉到家里的亲戚变多了,伯叔婶嬷一个又一个,出门到便利商店买个报纸,要一路跟亲戚打招呼。直到有一天看到先生在翻他们的家谱,才知道这个家族从清朝就来到了台湾。

那一段二二八的历史曾经十分安静地瑟缩在阴影中,静默且惊恐。结婚后,因为嫁入这样一个台湾家庭,我才知道,这种憎恨是如何深刻地渗入上一代的记忆与心灵。

婚后每天晚上,照惯例是到公婆家吃饭,全家人到齐时会坐满13人的圆桌,一片和乐融融。但是看晚间新闻时,客厅的氛围突然变了。看到国民党的弊案或各种匪夷所思的言论,客厅立即响起一片台语的骂声,间歇还会出现 : 「这些外省仔拢是欺负咱台湾人」的评论,遥控器立刻转台。

这个家对外省人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每看一次新闻就要再贴一次标签。我这个外省媳妇默默地在一旁收碗筷,躲进厨房洗碗心里有很复杂的感觉,仿佛爸爸的血统是我的原罪。

2000年以后的总统大选省籍议题常常被当做胜选的筹码,基调总是「外来政权(外省人)滚回去」,我的耳朵每听一次,心就受伤一次。不是因为我不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是因为我舍不得那份跟外省爸爸的羁绊。也许曾有许多外省人剥削凌虐了台湾,但是,我的父亲来到此地,只为能活下去。

特别印象深刻的是1994年到1995年期间,先有畅销书《1995闰八月》,后有台海飞弹危机,那时有很多人相信台湾可能会有战争。这些事件触动了爸爸遗传给我的「逃难基因」,我第一次动了想要移民的念头。

我还记得有一天黄昏,我跟先生晃到住家顶楼看夕阳,我跟先生说: 「台湾不安全,我们应该逃跑。」

先生的眼光望向远处,那里曾经是他们家族世代耕种的田地,祖坟就在尽头的小山坡上。「逃?逃到哪里去?这里是我们的家耶。」他说。

在那时,我突然意识到,他的双脚,连着家族的血脉,是深深的扎根在这块土地上的,这块土地是他们与人间的连结,是心灵的居所,不会轻易离去。我突然对这样稳固的信仰,羡慕起来。

相处日久,我慢慢地了解关于这个家族的二二八记忆。家族中,曾有长辈当时任职校长,欢天喜地迎来国民党新政府、积极推动说国语政策,被登报表扬有功后,随后就莫名被拘禁三个月,生死未卜,直到经过多方营救才得回家。

另有长辈在少时放学回家途中,惊见路旁堆叠数十具无名尸身,后来得知受害者都是当时出面维持社会治安,却被当作乱党枪决的热血大学生。那些声音、画面、气味,已经深深地刻画在他们的记忆里。

历史没有远去,历史就在上一代的心里,多年来伴着他们每日的坐卧起居,不曾消逝。

那是一种被背叛的愤怒,被错待的悲情,那是对不义的控诉,天伦梦断的悲鸣。

我只是个凡人,不知如何疗愈长辈心中这样巨大的伤口,只好默默地过日子,尽着媳妇的本分。

我的孩子陆续出生后,公婆对孙女孙儿极为疼爱,两人联手打理孩子们的餐食、穿衣、洗浴,公公每日下午怀抱孙女游街,不厌其烦,只为了哄睡陪玩;婆婆每天上菜市场为孩子煮粥,亲手一口一口喂食。婴孩的奶香味慢慢掩住了记忆中的血腥,多年前曾经沾染历史血迹的乡里,如今是与孙儿孙女同享天伦之乐的家园。

有一天,全家一起庆祝孩子生日,公公有感而发地对我说:「谢谢妳生了这么可爱的孩子!」 我看着眼前这个长者---他小学时读着日语课本,初中时努力学习国语,高中时苦读英文,他见识过种种不同统治的手段,心里有着是非的评价,但即使他后来有机会访查各国,最终,还是回到这块他祖先的土地上,守护家人。

在那一刻,我突然顿悟了。对上一代的长辈而言,二二八需要的不止是道歉,他们渴望看到的,是一起守护这块地土的承诺,真心的。

看着孩子的面容,我知道,不论世界有多大,台湾有多小,我愿意跟这位长者一样,继续在这块地土之上,做一个守住家门的人。

所谓的历史,到最后,就是每个人本着心中的信念,对眼前的现实做出抉择。手握权力的人,会改变别人的人生,因而必须接受大是大非的检验。而像我的父亲,或是现在家里的公婆,他们就像大部分的人,是平凡而务实顾家的长者,关心的只是家人的幸福。我觉得两者在人伦之中的相同之处,实在是凌驾于省籍的差异。

尽以此文献给父亲在天之灵,也献给所有殷实勤恳的台湾长者们---感谢你们的牺牲、忍耐与付出,让我们的下一代,得以从历史的悲情中重生,他们此刻正过着自由幸福的人生。

●作者丘美珍,曾任经理人月刊总编辑、数位时代编辑总监,现为财经自由作家。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