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捐款较329增百倍

武昌起义革命军开赴前线。（新华社资料照片）

这一现象，足以说明「雪中送炭」难，而「锦上添花」则易。且「雪中送炭」者多为华侨中的中小商人或工人，「锦上添花」者，则为华侨中之巨富，故易在短期中集成大款。

如河口之役最紧要时，中山需款迫切，请邓游说陆氏，其情词之急，可从中山致邓等函中见之。有云：「兹得河内总机关处来函，更知非急得十万之款，则不能进取裕如……惟此十万大款，将从何得？其为能力者，舍弼翁（陆佑字弼臣）实无其人；日来函电相托游说之，俱未获复示，想事未易入手也。惟持之以坚忍，出之以诚而恳求之，则终未有不动心者；若屡求而屡却，而求者之望仍不失，则终必有应之时也。……望兄等接此信时，再三向弼翁游说，必得承诺而后已也。盖此事所关非小，吾党今日成败得失，则在于此，此实为数千年祖国四万万同胞一线之所系也。……惟运动之方法，必随时而变，先当动之以大义；不成矣，必再动之以大利；……然更有一法，则当动之以情谊。……」

三、发行债券，许以优利。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即有债券之发行，当时称之为「股分银」，规定革命成功之日，以千还百。一九○四年春，中山抵旧金山时，仍有股券之发行，即「此券规定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一百元。」此券利息虽为十倍，但购者并不踊跃，甚至购者多有戒心，以为持有此券，即有革命之嫌。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成功的希望显然较大，而债券之利息亦减。一九○七年，中山拟在南洋筹款二百万，乃发行千元债券一种，劝南洋富商认购，即每券千元，实收二百五十元，大事成功，还本利一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内还清。否则，再加利息。

债券销行难度高

此事曾受当地政府之干涉，认购者亦非踊跃。其后进而规定「革命军定章，凡出资助饷者，军政府成立之后，一年期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元，并给以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一九一一年六月旧金山洪门筹饷局成立，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一种，凡助饷美金五元以上者，给予金币双倍之数。计自筹饷局成立至同年九月广东光复之日止，共捐得美金十四万四千一百三十元四角一分。可知债券销行之难易，不在利息之高低，而在认购者有无收回本息之信心，亦非因革命需要之迫切否也；甚至革命最艰难而需款更迫切之际，而债券销行更难。

四、活动外国贷款，此在中山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曾经不断的努力。其中最有希望的一次，则为庚子（一九○○）惠州之役，原已获得菲律滨革命党人同意借用大批武器，结果误于日人中村弥六之舞弊。河口之役失败后，以收拾余烬，元气大伤，华侨所能资助者，已尽力而为，致以后的两年，无起义之行动。中山筹款的目标，转向外国资本家，因河内一位法人的介绍，运动一资本家借款千万。当中山赶到法国时，却发现经手人欲从中渔利，并非该资本家之本意。中山仍是锲而不舍，托前任安南总督韬美（Doumer）来运动这位资本家，结果仍是失望。中山又赶往美国，经其老友荷马里（Homer Lea）和容闳的介绍，委任布斯（Charles B. Boothe）为国外财务代办人，拟向美国资本家贷款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美元，并与荷马里及布斯拟订三百五十万美元的军事计划，而由布斯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结果五万元贷款的希望也成泡影。

五、零星捐募，集腋成裘，乃为革命经费最可靠的来源。盖华侨对革命赞助的程度，常与其经济地位适成反比。即经济情况愈差的，赞助革命亦最热心；反之，经济情况愈佳者，对革命亦最冷淡。因此，华侨所捐之款，除加拿大致公堂变卖房产外，大多来自一些店员和工人，彼等捐出一两个月的薪水，视为常事。尤以三十岁左右的华侨青年，不仅踊跃捐助，且最努力奔走劝募。惟此种零星凑款的方式，实为不得已的办法。

其最大的困难，就是零星的募款，不能适应时效，且经手人多，捐款人多，劝募时须向各方尽量说明用途，往往泄露机密。且在时间上数额上，均难事先预定，故军事计划及行动，必须迁就经费问题，往往军事计划及行动为经费条件所束缚，而召致失败。如第十次起义失败后，黄兴、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中曾检讨此役失败原因有云：「此次失败，其大端有二：（一）则仍蹈往年一面办事一面筹款之辙。军事部组织于去年冬月，而南洋、美洲之款大半到于三月中，对外则未免日露风声，而内部且有极多障碍。（二）则待械以应用，待款以购械，械未至而人众已集，疏虞既所不免，伸缩更难自由。」惟零星募款的方式，亦可造成华侨与革命党人精神的一致，盖出款者多为中下层的华侨血汗所得，所占人数极多，亦可代表多数华侨对革命的赞助。而革命党人亦感于筹款之艰难，不惜为英勇慷慨之牺牲，以争取华侨对革命之信心。如黄兴在「三二九」之役前数天致南洋华侨同志函中有云：「时机迫切，需款甚急，南洋各埠虽得各兄等之劝募，恐普通之中不能一时得此大数，而事终不办，用是忧心如焚。弟自愿献苦肉之计，身入重地，图恢复一城一邑以为海外同胞劝。弟虽薄德，明知不足以感动同人，而区区私心，聊愿继（汪）精卫之后，效一死而已。」

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

华侨捐款之踊跃，实当革命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时。例如荷属南洋之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捐款情形，广州「三二九」之役，该社捐款数为五千余元，善后捐款一千五百元，计为六千五百余元。武昌起义后到民国元（一九一二）年一月，其捐款为六万七千元，另一千七百盾（每盾约合一‧三元，约合二千二百元），又公债五万元，计约十二万元，较之「三二九」之役捐款为十八倍以上。

新加坡在「三二九」之役捐款为三、五三○元（其中沈联芳独捐一千元）。武昌起义后，该埠粤籍华侨即筹广东救济保安捐二十余万元，闽籍华侨亦筹闽省独立费二十余万元，两计四十余万元。较之「三二九」之役捐款在百倍以上。美国各埠华侨「三二九」之役捐款一四、○○○元，善后捐款二○、○○○元，连同过去各次起义捐助者，总数约为港币五万元。

武昌起义前后为时不及三个月，即捐得美金一四四、一三○‧四一元。至其他各埠情形，亦多类似。这一现象，足以说明「雪中送炭」难，而「锦上添花」则易。且「雪中送炭」者多为华侨中的中小商人或工人，「锦上添花」者，则为华侨中之巨富，故易在短期中集成大款。

从各次起义的经费中，中山之革命，华侨与革命的关系，可得以下两点印象：（一）中山之革命运动，花去之金钱与其伟大之事业，简直不成比例。足以说明经费固为革命事业所必需，但革命之理想与党人之奋斗，较之经费尤为重要。（二）革命党在华侨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中，具有普遍而深厚的基础。上层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则在辛亥华侨成功之时。至外人对革命之援助，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原载《新知杂志》，第一年第六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出版）（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