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东丨历史书写中的“史料”与“史义”：从孔子作《春秋》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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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经学与宋明理学，近年尤其专注于《春秋》学与《四书》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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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2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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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以来，历史学家每每认为史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如实客观地还原历史之真实，从而颇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这并不符合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中国传统史学深受孔子作《春秋》的影响，一方面注重史实的陈述，但更重视史实所蕴含的义理内涵与思想意义。从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到近代的蒙文通，莫不是如此。对于历史书写而言，“史料”与“史义”的结合，才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精义所在，其中“史料”是载体，而“史义”则是灵魂。没有“史料”，史学之精神固然无所依附;但没有“史义”，则“史料”也当失去其应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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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史料；史义；《春秋》

近代以来，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历史学家每每认为史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地还原历史之真实。深受兰克影响的傅斯年径直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也正是如此，傅斯年断言:“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然而，这不仅如刘家和先生所批评的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作为史料编辑学的近代史学，也就自然而然地偏离了中国传统史学本有的精神。当然，傅斯年也承认，他心目中的“近代的历史学”与传统的“著史”不同，传统的“著史”，“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这样，傅斯年事实上是自觉地将“近代的历史学”与传统史学切割了开来。就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途径而言，正如刘家和先生所指出的，在于文献考证与义理辨析两个方面，“文献的整理与考证是离不开思想的指导的”。因此，历史编纂学只能是传统史学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历史编纂背后所蕴含的义理内涵与思想意义。事实上，从孔子作《春秋》开始，到司马迁著《史记》，无不试图通过史实的描述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是以清代章学诚就直接标榜“史所贵者义也”，而民国时期蒙文通先生则宣称“治史而究乎义理之源”，所著《中国史学史》，侧重以思想为中心讨论史学的发展演变。从这一线索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史家之著史，并不仅仅在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的描述，而是在描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彰显其背后可能有的思想意义。

一

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官传统，自古以来号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但中国史学之确立，诚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应从孔子作《春秋》算起。在钱穆看来，在孔子之前虽有史官记言记事，但“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则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转向了学术，遂开此下中国之史学”。因此，“《春秋》乃是中国正式的第一部历史书”。白寿彝先生也指出:“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讲学与私人撰史之风，突破了宗周以来学在官府的藩篱，他所修的《春秋》，是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现存的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至于传统中国，主流的观点一直认为，孔子作《春秋》，既是立经，又是著史，从而有章学诚所谓的“史之大原，本乎《春秋》”的说法。因此，从孔子作《春秋》入手，我们可以考察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所在。

《春秋》本为鲁国旧史，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晚年对鲁国国史《春秋》进行了修订与改编，遂有了儒家的传世文献《春秋》。最早记载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离娄下》则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根据这两段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孔子所作的《春秋》，虽然在史实上仍然本之于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列国之旧史，所记之事仍然不外乎齐桓、晋文，但孔子为这些所记之事赋予了其独特的“义”，所以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又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其中“知我”“罪我”之说，非有甚深之大“义”不能明了。也就是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要表达自己的政治与哲学思想。反过来，如果孔子的《春秋》只是记载一代之史实，而不寓特定之思想于其中，那么与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就没有什么实质性之差别，则王安石“断烂朝报”之说庶几当之，而钱玄同所谓《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也不算太过苛刻的评论。

但是，自古以来，学者们无不认为孔子作《春秋》寄托了甚深之大“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彰孔子作《春秋》时说的:“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东汉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说:“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宋代程颐在《春秋传序》中说:“《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清代万斯大《学春秋随笔》曰:“《春秋》之文则史也，其义则孔子取之。诸史无义而《春秋》有义也。”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则说:“《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以上云云诸说，都可以看出，不论是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共同认为孔子作《春秋》，它体现的是王道之大者，有着甚深之湛思，它与过去诸史最大的区别便是寓其“义”于所记“事”之中。是以钱穆先生据传统之说论孔子之《春秋》曰:“在此历史之内，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

二

受孔子《春秋》的影响，后世之良史著史，亦多有所托意。传统史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司马迁与班固莫不如此。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报任安书》中则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史公之志，在于整齐百家杂语，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而最终成一家之言。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发表耳，故仅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虽然如此，班固对司马迁仍有所批评，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又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主要是围绕司马迁思想旨趣而发，则其对司马迁之关注，仍在于其著作背后的思想倾向。至于班固作《汉书》，于《叙传》中则说:“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可见，对班固来讲，其著《汉书》，是要“统阴阳”、“穷人理”、“缀道纲”、“总百氏”、“通古今”，可见其著史同样是要在历史叙述中阐述出一套思想来。

即使是述历代制度变迁之政书体著作，也试图寄微意于其中，如杜佑著《通典》，设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门，其于开篇便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自注: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见。”在杜佑看来，《通典》九门，是理想政治之最为关切者;九门之先后顺序，更是理想政治所关切之轻重所在。乾隆在《御制重刻通典序》中指出:“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迄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是故钱穆先生指出:“我们只看这九个门类的先后，已可说这是杜佑一番极大的政治理论所在。……可以看出杜佑《通典》之体大思精。”

同样受孔子《春秋》的影响，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之一章学诚则提出，史家的著述的目的，不仅是要记事，更重要的是要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阐发史实背后的“义”。他指出，“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他又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又说:“孟子所谓其文则史，孔子以谓义则窃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然则良史善书，亦必有道矣。”又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在章学诚看来，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取法于《春秋》“其义窃取”之旨，作史不当孳孳于史事与史文之类细枝末节的事情。对章学诚而言，史事与史文不过是表达史意的载体，因此史家作史应当“独断于一心”，“贵知其意”，“惟义之求”，从而“成一家之言”。这正如金毓黻先生所说的:“章氏之所自负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谓窃取之义也。”正因为如此，章学诚对于前代史家多有批评，如他指出:“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谓史学，则未之闻矣。”在章氏看来，前代史家的著述，或史纂、史考、史例，或史选、史评，衡之以其义窃取之旨，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如他批评刘知几，就称其“得史法而不知史意”，又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与对刘知几的批评形成对比的是他对郑樵的评价。章学诚一方面说郑樵的《通志》“事实无殊旧录”，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章学诚称其“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又称“《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郑樵的《通志》纪传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而稍加连缀，在史实的考证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但章学诚认为，郑樵将“诸子之意”寓于历史叙述之中，从而终成“一家之言”。也正是郑樵能成“一家之言”，故其《通志》被认为是“不朽之业”。

三

民国以来，随着“新史学”运动的兴起，中国古代史学这一“重义”的传统日渐式微，其间能够坚守不失的，则有蒙文通先生。在蒙先生看来，为史者当“揆诸《春秋》所以为《春秋》之义”，是以其著《中国史学史》，便极重视传统史著中的义理色彩与思想变迁。

1946年，蒙先生撰《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曾自述其学曰:“双江刘鉴泉言学宗章实斋，精深宏卓，六通四辟，近世谈两宋史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余与鉴泉游且十年，颇接其议论。及寓解梁，始究心于《右书》、《史学述林》诸篇，悉其宏卓，益深景慕。……后寓北平，始一一发南渡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并于一途也。”蒙先生于此自称其所著的《中国史学史》的特色是“取舍之际，大与世殊”，其关键则在于以为“史料”“史学”两者不可混而为一。在他看来，清代的考订之学，可以称之为“史料”的收集，却不能认为就是“史学”。对于蒙先生而言，“史学”必须有思想，是以他说:“史料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蒙文通的公子蒙默在《中国史学史》的序文中则说:“是先君子之言史也，显以史学与史料判然有别。……与并世之以乾嘉考据羼杂西洋考据而大倡‘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者固大不侔也。”

从《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也可以看出，蒙先生这一观点本之于刘咸炘。刘咸炘著有《史学述林》，开篇《史体论》便提出“真史学”“真史书”之说，其称真史学“不止考证事实、品评人物。一切治史之功力，不能为真史学”;又称真史书“不止编纂材料、记载事实，一切记事书不能皆为真史书”。在刘咸炘看来，虽然凡记事之书从广义上讲都可以称之为史，但“若真史书，必有寻常记事书所无之素质”。又说“记注、撰述皆史职，而真史书惟撰述足以当之”。“记注”“撰述”之说本之于章学诚，章学诚把史著分为“记注”与“撰述”两大类，“记注”备记往事，“撰述”着眼未来，“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刘咸炘则进一步发挥章氏之义，认为“记注”只是史料的保存与编纂，尚不足称为“真史书”，唯有“撰述”具备“寻常记事书所无之素质”，亦即认为“撰述”多阐发史料背后的思想与意义，从而能成一家之言，是以称“真史书惟撰述足以当之”。从某种意义上讲，蒙文通先生“史料”与“史学”分途，也正是章、刘“记注”与“撰述”之分野所在。

正是建立在区别“史料”与“史学”的基础之上，蒙先生才认为，“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在他看来，“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衰而史学亦衰”，而晚周、六朝与两宋这三个时期的最大特色恰恰是“思想廓落”“哲学发达”，从而出现了大量堪称“撰述”的史学作品，比如他指出:北宋时期“一排唐人博综之学，研精义理，超绝古今。……逮于南宋，胜义纷陈，此史学之又一盛也”。反之，在这三个时期之外，大多是“记注”之学:“舍此三时，虽有纂述，才记注耳。记注、撰述，判若渊云，岂可同语?滥竽良史，即班述《汉书》，唐修五史，搜罗非不博，比校非不明，然漫无纪要，未睹风裁，谓之整齐故事则可，揆诸《春秋》所以为《春秋》之义，宁无歉然!”

郦家驹先生指出: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是第一部把历史学的发展，置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史这一广阔领域里进行考察的史学史。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对于我国古代史学的研究，虽然不断有论著发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就某一史书、某一史家或某一史著体裁进行的研究，名之为史学史的专著，基本上是史学名著的介绍。蒙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一项没有先例的重要创举”。郦先生确实指出了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的特色所在。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发起中国史学史研究，受梁氏影响，中国史学史大体以史官、史著、史家为撰述主体，带有较重的历史编纂学或史部目录学的色彩，就此而言，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的书写中是独树一帜的。事实上，蒙文通之学，本由经入史，故其治史学，实免不了有经学的关怀，故其论史，强调要“揆诸《春秋》所以为《春秋》之义”，此即远承孔子作《春秋》的“重义”传统。对于这一点，金毓黻看得最为清楚，他说:“蒙君治史盖由经学入，其治经学，更以《公》《谷》为本柢，故所重者为研史之义理。”

四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历史书写毕竟不同于思想的论述，史学史也并不能简单地视同于思想史。金毓黻评蒙文通“治史盖由经学入”，其实是有微辞的。金毓黻指出:“愚谓能自撰一史者，乃得谓之通史学，否则高语撰合，鄙视记注，则成家之作必少。”言下之意，认为蒙文通高语撰注，而鄙视记注之学，是为其所不取。我们完全可以承认，如果没有“史料”为基础，则“史学”必不能成其为史学。

我们再回到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俞序》中引述孔子作《春秋》所说的话:“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认为空言义理，不如结合历史之事实更可以让人知晓善恶与是非之得失。因此，《春秋》之为《春秋》，固然有“其义则丘窃取”这一“重义”的传统，但同时也不是离事而空谈义理。孟子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只有事、文、义三者兼备，才堪称之为“史”。虽然在传统史学看来，三者之中“义”更具有灵魂的地位，但“事”毕竟是彰显“义”的载体。因此，后世优秀的史家从来不忽视“史料”的价值。以“成一家之言”为旨趣的司马迁，其所作《史记》，被班固赞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中可见司马迁对史料核实的重视。以重视“史义”著称的章学诚则说:“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又曰:“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可见，对章学诚而言，同样也认为史事、史文与史义三者必须兼备。刘咸炘则称:“记注明而撰述之所以为撰述者可明矣”,蒙文通先生也指出，“史料是构成历史的基石”，又说“不谙考据而治史”是一大“缺点”，则刘咸炘与蒙文通也不纯然是鄙弃其所谓“考订獭祭”之“史料”之学。由此可以看出，几乎所有重视“史义”的史学家，对于“史料”的价值，也都是充分地予以肯定。

总之，对于历史书写而言，“史料”与“史义”的结合，才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精义所在，其中“史料”是载体，而“史义”则是灵魂。没有“史料”，史学之精神无所依附;但没有“史义”，则“史料”也当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其或如章学诚所说，“史学不亡而亡矣”。而如傅斯年所谓历史学乃“史料”学，其说显然偏离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这一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史学史的研究诚当如汪荣祖先生所强调的，“我们要重新回顾中国史学的传统”，“注重研究历史学家如何思考问题，他的宇宙观，对当时社会的观感”，从而从文献材料中“提炼史学思想、史学思维”。

信息采集：张嘉威

文字编辑：鲍玉波

媒体编辑：魏霆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