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俄乌战争与自由国际秩序（王梓元）

俄罗斯总统普丁。（图／路透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东亚和欧洲建立的合作秩序被统称为「自由国际秩序」。该秩序以民主国家为核心成员，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发展模式，以多边主义为合作机制。冷战的终结让该秩序获得了扩张的动力和机遇。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逐渐成为秩序的接纳者，冷战时期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的社会制度成为了改造的对象，美苏在冷战时期竞争的「中间地带」开始成为该秩序的试验场。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让上述进程戛然而止。克里米亚独立、乌克兰东部地区持续的内战和美国主导的制裁行动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国内环境不断恶化，最终促使普丁在今年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来试图恢复俄罗斯民族历史想像中的大国荣耀。

俄乌战争的结构性因素源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扩张及其同俄罗斯地缘战略利益之间的矛盾，其直接因素既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尝试有关，也是普丁政权内的人事格局变化所致——决策圈的缩小和派系政治导致克里姆林宫失去了以往采取审慎的强制手段的耐心，转而发动军事入侵。普丁的心态是这些因素间的纽扣。在与北约打交道的过程中，普丁的大国荣耀感持续受挫，执政安全受到威胁，并且他对乌克兰局势发展也产生了较为悲观的判断，这些心态变化都有可能为战争决策提供动力。在更深层次，他对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心怀不满和愤恨。普丁本人曾亲历德国统一时的动荡、苏联解体后的萧条、北约东扩下的压力以及前苏联国家「颜色革命」的紧张。这些事件对其本人执政前的人生境遇和执政之后的政治利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自由国际秩序异常强调民主国家间的团结与信任，让普丁的俄罗斯在身份上格外尴尬。自由国际秩序推动民主制度的扩散，让普丁的国内执政受到威胁。自由国际秩序的经济和贸易原则也对俄罗斯经济构成了不小的竞争压力。

然而，如果说俄乌战争标志着自由国际秩序与「边缘」大国的和平相处之道难以维系，那么由此引发的大国竞争也会激励自由国际秩序进行新一轮变革。在冷战期间，自由国际秩序因服务于美国与苏联的地缘政治竞争需要，而获得了持久革新的动力。在俄乌战争之前，拜登政府已然从「低政治」（包括行业技术标准、基础设施、产业链等）领域出发，试图夯实盟友间的合作基础。俄乌战争会激励拜登政府在「高政治」领域加强竞争，尤其是在规模和烈度上增加制裁手段和施加军事压力。这些措施必然会阻隔民间的跨国交往，让「秩序内」和「秩序外」国家的界限更加清晰，以及让「民主」等意识形态标签更加刺眼。中国身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自由国际秩序本身的变化也息息相关。

（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本文来源《海外看世界》，授权中时新闻网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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