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中华文化」急先锋（3）──诗人杨渡「海洋台湾」六书读后

蓝色实习　图／Ms.DAVID

《澎湖湾的荷兰船》（南方家园出版，2021）

孔子也早看到了这一点，深知在「圣人」辈出的「封建精耕农业社会」快速扩张之下，「渔猎采集社会」绝对是一去不复还了。而周公创建治理万邦诸侯的「礼乐」制度，施行四百多年后，也已沦入君臣阴谋相弑，制度分崩离析的地步，必须以既「兴」且「游」的思想与行动，振兴此一亟待重整的衰世。

为了唤起大众的「礼乐」意识，孔子在《易经》、《礼记》、歌乐之外，特重「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启发型「诗教」，着重「远距联想」的训练。他编修《春秋》，评论史实，全以微言暗示，开创一字褒贬的「书法」。他编选《诗经》为教课书，提倡「兴、观、群、怨」的思考模式与自我教育法，强调以超越「赋、比」的「兴」为主，捕捉「偶发灵感」（contingency）观察异类事物之间的关系，让思维在「远距跨界并列联想」中，产生妙悟。我们可以说，孔子是先秦「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文化的奠基者，与维柯（Vico,1668-1744）在《新科学》（New Science,1744）中的「诗性智慧」申论，有部分重叠之处，值得进一步细致区分。

带着弟子周「游」列国，而「道不行」，「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史记．孔子世家》）没有实践「乘桴浮于海」的他，没有想到，两千四百多年后，1958年的元旦，有一位名叫徐复观的儒者，在中原惨烈内战期间，浮海来到台湾，在他创办的《民主评论》（1949-1966），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A Manifesto on the Reappraisal of Chinese Culture：Our Joi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ological Study Relating to World Cultural Outlook），文章由唐君毅初稿，经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反复修正，联署发表，顿成当代「新儒家」的世界宣言。同年八月，持续近两个月，惨烈无比的「八二三金门砲战」开打。逼人而来的武力，并没有挫折儒者「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锐气。

「宣言」中特别拈出「心性之学」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没有提到原始儒家发展出的「诗性智慧」，对世界文化之贡献。不过，六十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孔子传授的「远距跨界并列联想」思考法，在人工智慧大行其道的后现代社会，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亟待加强推广。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主张，更是后现代多元价值观的基础。儒者之所以能够「和而不同」的关键，还在「游」的信念之建立与施行。孔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先提出「游」又努力实践「游」的哲学家。他认为儒者在日常生活工作行事上，要能「游于艺」，也就是要能「举一反三」《论语．述而》，触类旁通，也就是有原则的，发挥自家随时转化、随机应变而不逾矩的生命力。

孔子死后约一百五十年，他的「兴、游」理念得到孟子与庄子的承继与进一步发挥。庄子也看出「渔猎采集社会」无法恢复，于是在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平台上，特重「道、德、游」的发挥。把「比、兴」作诗法，转化成「比、兴」文章法。把意象与意象的「远距跨界并列联想」，代换为寓言与寓言的「远距跨界并列联想」，把「言外之意」变成「寓言外之意」，开启了汪洋恣肆，变化莫测的文风。他又通过〈逍遥游〉、〈知北游〉…等篇章，把「形而下的游」，转换为「形而上的游」，成为儒门「兴、游」思想的最佳光大者。

孟子则在「据于德，依于仁」方面，以其如椽雄健巨笔，气势磅礡，词锋犀利的，尽力发挥并实践儒家「游」的哲学观念，让有原则的随机应变生命力，随其感情洋溢的滔滔雄辩，决江河而下，波澜曲折，景观壮阔，足令读者披靡。

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兴、游」观念的充沛再生力与感染力，可以结合新兴的海洋视角，与时俱进，为中华文化，再创新猷。

三、海洋中华文化与海洋国际贸易

《水田里的妈妈》一书中，杨渡以台湾政经农牧社会为背景，父母为主角，铺陈1940到70年代乡下小人物，由农民转工商的奋斗历程，在失败与成功之间，尝尽酸甜苦辣。他深切感受到，要想变为成功的大商人、大企业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必须「要摆脱农村、农民思维，试着学习现代性资本运作，付出无数代价，才能学会。」摆脱了传统农民至上的惯性思考，他对父母自修现代财务金融管理，自学商业营运有成，感到由衷欣慰与佩服，从而对台澎海洋国际贸易史上，经营开阖有成的「生意人」，也刮目相看。

上述诸书中，他多次详细描写明末清初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强盗「生意人」的海上纵横成功史，并以专章叙述郑芝龙建立「中国第一跨国商团」的过程，从而透视当时海上国际贸易的偶发机遇与不测风险，必须在既「兴」且「游」的随机应变中，求取生存茁壮的可能。（《澎湖湾的荷兰船》，页289-327）

在儒家生意人里，以被孔子夸奖为「瑚琏之器」的端木赐子贡（520-446 B.C.）最为有名。《史记．货殖列传》赞他与陶朱公范蠡齐名；后世则奉「端木遗风」为商场圭臬，视其为儒商初祖，甚至尊之若财神。有教无类的孔子，对弟子评价是多元的，他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只要个自行之游之有「道」，孔子对颜回的贫与子贡的富，均以平常心视之。

不过，《礼记．礼运．大同篇》的理想货殖境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要到中山先生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指出，要国富民强必须：

「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砲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才算完全擘划成形。

九年后，他提出「平均地权」（1905）主张，希望从根本上打通三千年来的土地魔障，彻底实践「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国策。此一理想，要到五十年后，国民政府在台湾温和渐进的推行「土地改革」成功，方才实现。

《水田里的妈妈》一书，对影响1950年代至巨的国府「土地改革」，着墨不多，但对其所产生的成果，却如影随形，不时在叙述过程中，突然冒出，有如扮演扭转乾坤的藏镜人。从纺织厂、水泥厂、铁工厂的相继出现、男女工人青春钥匙俱乐部的风靡，到水泥红砖三层透天厝的流行、自耕农买卖田地的普遍，以至于暴发户「田侨仔」的挥金如土，这些栩栩如生的例子，背后，都有陈诚「土地改革」的影子。

到了写《有温度的台湾史》，国民政府名扬世界的「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政策及效益，才在杨渡笔下，获得了概括的简述与评价。陈诚以温和理性态度主持「土地改革」的功绩，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