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國文化的十六個關鍵詞 之11】林谷芳／史——文史哲一體的核心

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峡）：中国人「以诗心跃入历史」，长江之水遂成历史见证，正所谓「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人间性文明」的中国，有此历史参照，生命乃能通于天人，知所依归。（图／林谷芳提供）

一、历史的民族

谈历史，牵涉史料与史观。史料是过去留下来的资料，史观是当事者对这资料之间的因果串连。然而，史料即便浩瀚，事实却多有流失，史观更常有歧异，「史实」，严格讲，只是对事实的一种「逼近」。

然而，不因如此，你就可以贬低历史的价值。知所从来，也才知所从去。人对自己的认定能更了然，对未来就更有底气。

正如此，历史其实是一种「认同」，一种生命的认同，一种族群的认同，只是这认同，必须在不违史料下，有个合理的诠释，它才能牢固。

认同外，历史也在鉴往知今。能够记取历史教训，文化才能走得远。许多所谓天经地义的事，经由历史梳理，也才知道它是时空发展下的产物。识得此，人就较不「意必固我」。以此，它又让我们更为开阔。

所以，除了像印度这般以超自然为导向的文明，可以不太「计较」人间之历史，或历史不曾有明显变化的小文化体外，一般文化，尤其是大文明，没有不重视历史梳理的，「创造历史」，甚且还常成为一个时代有否成就的关键参照。

然而，虽说历史在各处都显现它的重要性，但谈中国文化须更谈历史，则因中国是「历史的民族」。

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历史在中国有它独特的地位，写史在中国更有它特殊的意义。

中国人自来重视历史，根源于它的人间性，人间发生的一切是它「尽乎唯一」的焦点，所以重视历史。

这里有个印证：司马迁的《史记》。

中国人虽自称五千年历史，但早先在外人看来，周之前都属「传说时期」。尽管《史记》言之凿凿，却缺乏有力实证，毕竟《史记》之成，距商代之亡已有九百多年的时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中国历史的质疑声量极大，西方将中国视为后发的「派生」文明，日本更以「尧舜禹汤抹煞说」贬抑中国，作为入侵中国的依据。

但民国17年到26年的十五次安阳殷墟考古，出土了大量文物，根据对出土甲骨文的考证，发现商王朝的传承谱系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写高度一致。千年后还能近乎无误地写出千年前的历史，中国对历史的重视可见一斑。

重视历史，司马迁提到自己写《史记》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此，「究天人之际」居其首。

重视历史是人间性文明的必然，人世就是天道的直接反映，而史，则是人们过往轨迹的总结，从这大的时空座标，人就容易看到天道之所在。所以写史、读史，正接于天人。

接于天人，在道家，是由此观透浮沉而溶于大化，「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在儒家，则「天听自我民听」，所谓体得天道，更着重在通透顺天应人的古今之变，知兴替而正得失。

三、史笔春秋

正如此，儒家重史，更在「史笔春秋」。

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写史，在立「春秋之笔」，以匡正价值，合于天道。而到此，历史就不止于事件之记述，更在于人物之月旦。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史家的价值、操守正在于此。中国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着《史通》的作者刘知几提及「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其中，史识尤为重要，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如此乃「能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清代章学诚在此又加入了「史德」之说。

总之，写史须「秉笔直书」，不能「曲笔作史」。中国史书自《左传》以降，在文章之后都有「论赞」，它是史家抒发臧否的天地，以此让统治阶层能不逾底线，正史笔之大用。

四、官史的落点

统治者以史为鉴，代表作是《资治通鉴》，所写历1362年、十六个朝代，卷帙宏大，书名就直接说明了它的功用。

因涉及统治的正当性，官方特别重视修史。唐太宗时，设立史馆修前史，此后，修史从私人转成国家主导。而中国改朝换代多，既有正统、道统之争，如《明史》般，抹煞前朝、罔顾事实者遂所在多有。看官史，乃须佐以其他证据与观点，方能不为之所误。

官史中，儒家史观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以正偏论断为价值，一统的天下希望有一统的历史，中国人视之当然，但其实是一种中国的文化特色。

读史，要有判读能力，就须具备更大视野。

更大视野，是有超越于一时一地、一朝一代的格局与胸襟，对史料偏斜、史观扭曲才能明察。有更大视野，就不能只重政治史，对社会史、文化史更须观照。

不局限于官史，才能有「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到此，与生命的开阔固能合一，历史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也才好彰显。

五、野史与演义

正如此，官史外，还须谈野史。

《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因纪传体《史记》、《汉书》，以帝王〈本纪〉为纲，故称正史。隋时诏令国史只准皇家派人修撰，清乾隆又钦定「二十四史」，诏令私家不得增益，此后，「正史」一称基本就由「二十四史」所专有。但虽如此，「二十四史」公认最好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却都为私人所撰。

正史的官方色彩浓，所以还须以野史参照。中国人喜欢谈史，官方一套说法，民间也一套说法，笔记小说又一套说法，要求真，就得比对，这里既牵涉史料，也牵涉史观。但老实说，即便摆脱了官方观点，儒家史观也始终占着主导地位。

野史包含笔记小说、野老旧谈，但影响最大者，则是章回体的演义，在历史形塑上往往发挥了较正史为大的功能。中国人对东周的主要印象就来自《东周列国志》，而以野史袭夺正史，最典型，影响最大的，则是《三国演义》。

所谓「历史就是一种认同」，演义就全然发挥了这种作用。

六、史的观照、诗的感叹

历史是一种认同，士人读史与史官切入就有不同，他以此让自己更有广垠的时空观照、深刻的生命感悟。

中国哲学多带有历史哲学的味道，而在此，它并不以思辨为核心，却是透过对历史的观照，作生命价值的寄寓，将历史的种种汇于一心，作整体而诗性的领略，是「以诗心跃入历史」，是「史的观照，诗的感叹」。所以杨慎写《廿一史弹词》，说秦汉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龙争虎斗漫劬劳，落得一场谈笑」。

以此，中国的怀古诗乃特多，常就藉古咏今，甚乃以古人为己，所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心有所寄，古人之事才不只是古人之事，它永远可以有现前的意义。

七、以史为核心的「文史哲一家」

诚然，在人间性的文明中，生命原较缺乏终极而清晰的「彼岸」参照，若再无历史的向度，人就会胶著于一时一地，难有延展。

而说延展，牢骚之情原容易让人溺于与自己情性相接处。真延展，还得关联于生命境界的超越，所以过去讲「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器识是生命的开阔格局，是生命的厚实洞见，能如此，关键在历史的观照，有此，文艺才不致只在唯美幽微中无病呻吟，不致在狂妄自我中浪掷人生；哲思也才不会只是辨证的游戏、生命的遁逃。

中国读书人向称「文史哲一家」，但关键还在史，有史，就有底气，无史，就堕于虚无。

八、不同切入的不同论断

然而，虽说史的观照如此重要，但从不同向度涉入，所得也就不同。

例如：从美学而入，宋会被极度举扬，元在书画上的成就可观，明则深刻对应特定情性之生命，但从政治讲，这三个朝代皆有一定的局限乃至于异化。而谈思想，唐宋固都可观，但大唐开阔出入，宋则保守排外，是否立于儒家基点，论断就有不同。

此外，不同面相间的关系原有机而复杂，明代政治黑暗，嘉靖后商业发达，世俗化、个性化、商业化，就成为生命出口，自觉意识导致袁宏道「性灵说」、汤显祖「至情说」的兴起，美学却也就此走入内心幽微。正如此，谈者乃须尽可能地作整体观。

九、整体气象之掌握

谈整体观，就特定议题，是指不能只囿於单一向度，例如：谈政治，不能只是权力的竞逐与起落，还得及于社会史的探究。

但谈整体，更在时代特质的总体掌握。有此，才不会但见秋毫，不见舆薪。而串连不同时代，在时空轴上纵观全局，事物的长短就更清晰，由此，历史乃成为因果历然的一条线，作为认同、鉴往知今的作用也才能彰显。

就此，不能不谈历史气象。

气象是中国在论人时，较丘壑、格局更具生气、更直下的切入。说人有气象，是指他胸襟开阔，出入不拘，挥洒自在，慨然吞吐。以此，才好应对人生诸相。

人如此，文明亦然。中国的盛世唐代，其风华与开放的文化态度固互为表里，宋的纯化与中国之后的气象之衰亦有着同样的关系。而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走出自己独大且相对封闭的地理区，面对开放的大环境，也面对一个强势的大文明，这吞吐气象的重要性更就不言可喻。

有此，也才能自有主体又得出入，否则，要么妄自尊大，要么妄自菲薄，所谓国故派、西化派，原都与气象无涉。

十、春秋、六朝、大唐

以气象谈中国历史，与官史、儒家之月旦，结论常就有别。

西周是儒家理想的治世，儒家以之为百代之本。也因此，真论历史气象，往往还看一个时代在此百代之本上能有何吞吐而定。

就此，以生命情性之抒发挥洒，具气象者，一在春秋，一在六朝，一在大唐。

孔子口中「礼崩乐坏」的春秋，其实是中国第一个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盛世」。

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术流派，各有所举，体用兼擅，尤以儒道法三家影响深远，儒道更成为后世中国文化的基干。至战国中期，更百家争鸣，但其思想基本也就是春秋的发皇。

春秋的转变是文化在「挑战与回应」下的一种激发进展，极致地说，孔子，也是因这发展才反衬出他的价值。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直接轻蔑乃至于反名教的时代。正因强调不泥于名教的个体意识，文学自觉与艺术自觉也成为这时代的一个特征。

魏晋清谈具现的，不只是玄学哲思的铺衍，更是对个人生命自由的彰显。在此，既有自外于名教的放旷，亦有无视于凡情的傲然，更有临事不拘的潇洒、死生契阔的截然。即此，《世说新语》所记正乃世间凡俗生命之所向。它也是继春秋战国后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

唐代是包容开放的时代，与异文化最为交融。但它与诸朝的根柢不同，更在于是儒释道三家都有一定发展的时代。

在唐，封建科考已成为国家拔材的重要基础，所考几皆为儒家之物。六朝绮丽文风至唐韩愈、柳宗元一变，唐诗多述史咏志、感怀遭时之作，儒家在当时犹有一定风貌。

唐皇室奉李聃为祖，道家势力尤大，诗中咏山林田园者亦多。实修上，此时则是内丹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后世道家的清静修行起了关键作用。

印象中，谈唐就谈大乘佛学，但儒道相较于他朝并不稍逊，正如同古琴被高度举扬是在宋代，但琴的重要发展，如「减字谱」的发明、「雷氏琴」的制作都在唐，知名琴曲《流水》，据信也就是唐的名曲《三峡游》。

唐因横跨三家，胡汉交融，其文化辉煌，乃有：长安城、燕乐、唐诗、古文运动、水墨与青绿山水、大乘佛学、禅等广被诸相的成就，这总总，正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外现。

十一、历史气象与文化复兴

的确，谈历史，不能只谈人物之正偏、朝代之兴替，乃至于一事一物之探究，更得及于时代之气象。

春秋，百家争鸣，不同情性可以各适其位；六朝，既举生命之独立自主，的确也将特殊环境下的生命吞吐发挥得淋漓尽致；大唐，诸文化在此交融，对不同生命情性、文化特质皆能包容。相对之下，西汉政治虽有气象，但稍不及于其他，宋明清皆属在特定闭锁下「特化」的时代，更谈不上所谓的吞吐挥洒。

谈文化复兴，时代气象的观照是个关键，以此既能接于历史，又好应于当代；既能自有主体，又得开阔出入；于大，固能恢弘文化，于小，亦自彰显情性。而放诸当代，这种不同于过去的史观位移则更有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