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國文化的十六個關鍵詞 之16】林谷芳／生死——中國人的生死觀

六祖慧能全身舍利：宗教以「死生」为核心观照，透过修行与信仰，昭示人类突破此「生命天堑」的可能，六祖慧能肉身不化，以「全身舍利」示之世人，千载之后，在此触动者仍不知凡几。（图／林谷芳）

死生的天堑

生命是场旅程，旅程都有过程，也都有目标，在此能有总体观照，生命就不致浑浑噩噩。也所以，每个文化都设定了生命观，人们在此，尽其角色，得其安顿。

生命是场旅程，虽有文化的设定，但也牵涉个人的选择，有人深具丘壑，有人只顾自己，可无论如何，却又必然要面对一个无以选择的起点与终点：生与死。

谈「生」，人出生的情性、智愚乃至家世亲友原非自己所能决定。许多时候，这先天的差异更是个人发展的主导力量。

生之旅程，牵涉先天的性向、后天的努力，还有那难以测度的命运。但无论你满不满意，「生时」的种种觉知，到了「死」，也就「及身而没」。你死，一了百了，所有的感知都消失，别人眼中的你，其实已与你无涉。

「生」，每个人带来的不同，「死」，「及身而没」，所有人都一样，但人却不能不死，也无法决定哪时不死。这「及身而没」的本质，让「死」比「生」更逼人「参」，可也因有这终极的观照，「生」才能更为坚实。少了它，人可能就会变成不可知论者、怀疑论者或虚无论者、享乐主义者。

生死观的建立

生死，是存在的源头与消亡，生命该如何走，它是最根柢的座标。正如此，「生命观」的基点就在「生死观」。有深刻的生死观，就有深刻的人生观。而也只有深入了解一个文化的生死观，对这文化的特质及其子民的种种，才真能识得源头，得一赅万。

谈中国，一样得谈及生死观，而由于它所具的根柢性，人处其中，常「习焉而不察」，若能透过文化的对照，也就更好看清自己的立身之本。

印度「轮回转业」的生死观

就此，中国是人间性的文明，它最大的对比则是超自然属性的印度。

印度的生死观来自婆罗门教，它举灵魂不灭，多生轮回。在轮回中，「死」，只是灵魂从这一生的躯体转至下一生的躯体，而你如何转，是为神，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或者为贱民、畜牲，乃至下地狱，都取决于你现世的作为，尤其是奉行婆罗门教的虔诚程度。

而为何须奉行婆罗门教，正因宇宙灵魂的「梵」创造一切，存在于一切，又超越一切，是最高的存在；而人类个体灵魂的「我」就来自于「梵」。两者在本性上是同一的，所以说「我就是梵，梵就是我」。解脱，也就是让已与「梵」分离的「我」，重新与「梵」合一。

但为何与「梵」分离呢？就因人的无明以及对尘世的眷恋。如果能践行「达磨之道」，就能穿透幻的屏障，亲证「梵我一如」，获得解脱。

有今生、有来生，且是不断的来生，所以不须欣生而畏死。「生」的意义，是在现世为未来的解脱做准备，「死」，则是指向来生的一个转折。人并不须太为现世短暂的成败较真，更须放眼时间轴上的净化。在这里，印度人将生与死的终极对立打破了，它们只是连绵不断的时间轴上相续的两个点而已。

西方「体践神意」的生死观

谈文化比较，不得不谈及近世影响中国最大的西方。

西方是一神的世界，一切都出自造物主，一切也必然要归向这唯一的真神。

离开伊甸园的人类是否能得救，关键就在能否信仰耶稣，让生命重回上帝的怀抱。

西方从上帝造物到最后的审判，有时间的开始与结束，人只此一生，这一生信仰上帝与否，就决定了一切，而世间的种种也就环绕在「体践神意」上才有价值。

就如此，西方的科学家几乎都是虔诚的教徒，科学发掘宇宙的原理，正为彰显上帝的存在。有机的艺术一样得呈现其秩序性，体现「数学就是一种美」，巴赫的音乐就是个典型。

而又因上帝乃人意所难全知的，喀尔文教派就以工作直证上帝的存在，由此，寡欲节制的清教徒反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就如此，为荣耀上帝，使上帝的恩泽彰显于人世，体践神意的西方生死观反而促成了人世间科学、商业的发达，也成就了五百年来的全球强势文明。

日本「樱花美学」的生死观

相较于印度与西欧，日本还不足以自成一个大的体系，但就生死观，它仍可独占一方。

虽受佛教影响，日本人一般不真重视轮回，谈死，固然也关联到能否往生极乐世界，更重视的却是当下如何地死。在这里，「死」是作为「生之总结」的角色而存在的。

谈日本的生死观可以从日本人看樱花的角度切入。樱花开时，一片花海，无边烂漫；但花期甚短，随风殒落。以此，就有了日本美学的「物哀」之情：在赞叹美的「当体」，也体会到消逝与死亡。

同样面对消逝，禅所举的活在当下，则为大雄。

禅传入日本在镰仓武家时代，武士得天天面对死生，禅与武士的结合，就使原来感叹生命须臾的诗情转为活于当下的决绝，「生命既必然要消逝，那就让它在最璀璨的时候殒落吧！」由是，日本樱花美学的生死观，乃带有最强的「生之当下」的色彩。而其极致就是禅家的「步步向生，时时可死」。这种生命态度，直接影响了日本的艺术表现与剑道、武士道的实践。

儒者「家国连结」的生死观

真谈生死，中国与印度的距离最远，其次是西方，较近的日本，与中国依然有本质的不同。

这不同，根柢地在：中国是「生」之民族，日本是「死」之民族。

「死」，在日本，对「生」有其关键性的意义，但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生」本身才有意义，「死」就是个阶段的结束，它在让你这一生可以「盖棺定论」。

而要定论些什么呢？在「家国天下」的连结下，就看你能否「光宗耀祖」。对传统中国人而言，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为的就是光耀门楣。而「死」，则是这一生角色的结束，但也由此，你进入祖辈，受后世子孙膜拜，也继续庇荫着子孙。

正因为「生」是对家国的责任，「死」是责任的结束，也相信死后依然与祖先同在，中国人乃很少去探究「死」「及身而没」的本质，就将重点放在「生」这段责任的完成上。

这样彻底的「生」的生命观，让中国人只在人的伦理中处理「死」，也因个人的生命价值是放在家族、宗族的脉络来决定，乃有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生命观。

而在此，彰显家族，固成为「孝道」的核心，对死亡的处理，也更多是家族、宗族之事，借由它，不只悼念死者，更连结家族与宗族。

在群体连结性强的时代，这种生死观的确更能保障族群的繁盛绵延，但在连结性愈形稀薄的当代，它也逐渐失去了核心的地位，当代许多中国人乃必须自己去面对「死」这「及身而没」的本质。

道家「溶于大化」的生死观

但谈中国人的生死观，也不能仅止于此，道家与儒家就形成对比。

道家以人悖离自然而有大患，老子说：「吾之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因有身，想自外于自然的起落，乃益增烦恼。生命就应该顺应自然的起落，不逆自然，该生就生，该死就死，如庄子所言：「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如此齐万物、一死生，人就能逍遥而游。遇自己死，也可「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

然而，庄子所谈更多是在哲思的层次，后世的道家修真则将之转为长生不死的生死观，意欲炼成不死的生命，将生命「实质」超越的可能推到了极限。

从哲思浸润生命，庄子妻死固可鼓盆而歌，道籍记载之羽化成仙，虽似传说，现实中却也不乏道人预知时至、坦然上路之传述，也予世人生命之向往。

佛家「无尽缘起」的生死观

同举超越，佛家与道家又不同。

佛教举无尽轮转，「死」是此生的结束，也是下一生的开始，因此不须畏惧，在轮回果报里，该观照的是此生从何而来、来生如何而去。

印度的生死观，着眼于个人的解脱，大乘佛法则观照「无尽因缘」，强调「没有离开众生的解脱」，将个体解脱与众生根柢相连。也正因这无尽缘起的强调，大乘佛教更说无量世界、无量众生，行菩萨道则能在此无尽缘起中得其解脱，人死的去处，也不限于人类生存的娑婆世界及其间的生命型态，可以说，将生命的可能性做了极致的扩充。

生死大事，原是佛家的核心观照，历代高僧常有预知时至、怡然而行的记载，寻常人虽无法臻此，亦可依佛事而为，如「作七」之内，不断于灵前念佛，以助其往生极乐。

民间信仰中的生死安置

原来，中国「积善庆余」的生死观，所谈仅止于二世因果，并没有佛家无尽轮转、多生因缘的观念。而两者根柢的不同，还在佛家的果报是「自作因、自受果」，不像「积善庆余」的生死观般，是将生死全面联结于家族来看的。

但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基本无意厘清两者的差别。一方面，仍旧沿续着家族一体的生死观，一方面又接受个体轮回果报的生死观。两者并存，既能满足儒家的群体伦理，又能满足想无限再生的个人，何乐而不为！

传统的民间信仰，往往揉合了释、道、祖先崇拜、万物有灵信仰，人类学称之为「汉教」。「送死」时，有儒家的伦理连结，也常用「正一教」的法事仪轨，既念佛祝愿菩萨庇佑，相关的超自然民俗也纳在其中。虽然驳杂，却在不同向度上敬送了往者，抚慰了生者，连结了家族。

这样的民俗在台湾仍活生生的存在，大陆一些地区虽仍有，但以之为迷信而禁止的作为，却一定程度淘空了俗民的生死观。

禅家「死生一如」的生死观

佛教以学佛正因「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但在诸宗中，真将「了生死」作为核心观照的，则在禅。它在整个中国生死观中，成为一个清晰夺目的存在。

在禅，真超越，就须「死生一如」。

禅以人的颠倒烦恼，正来自二元的概念分割，能打破此分割，不起分别，就现前解脱。这解脱，不须求于来世、不须求于彼岸，只在当下。而最难不起分别的，就在生死，真在此无别，也就「直了生死」。

在他家，总以生死为别而寻求超越，在禅，则「生如出岫云，死是行空月」，就死生一如。这种说法与庄子「齐生死」相同，与庄子不同的是，禅家的了脱生死不只是种哲思，它更是生命实证的修行，坐脱立亡、说走就走的禅师所在多有，就在此示现了令人欣羡的道人风光。

这一如，这当下解脱，使禅既聚焦于以死生为核心观照的宗教原点，却又因「绝待」而活于当下。谈禅的生死观，一句「步步向生，时时可死」，带有最本质的宗教性，也映现着最鲜明的人间性。

中国生死观的一元与多元

许多人总以中国文化带有强烈的一元性，但它却具有较多元的生死观，其中，有儒家「家国连结」与「积善庆余」的生死观，有佛家「因果自负」与「无尽缘起」的生死观，有道家「溶于大化」与「超越修真」的生死观，有禅「死生一如，当下解脱」的生死观。以此，也成就了各自的极致生命：儒家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道家「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乃至「还虚合道」的真人、佛家于死生轮回中行无尽救赎的菩萨行者，禅「向死而生，坐脱立亡」的悟者。可总体而言，却都不离中国文化的人间性。

然而，虽说多元，传统中国人主要还是「家国连结」与「因果报应」的生死观。而当群体连接性弱时，「家国连结」的生死观作为终极的寄托就趋于薄弱，「因果报应」的生死观，则对事物轮转的本质缺乏深刻观照。当代许多人面对死生，也就难免仓皇颠踬。

借鉴与调整

较无坚实的生死观，是当前多数中国人的样态，而要如何调整深化，就关联到中国文化如何在人间性基础上往神圣性的适度挪移，就此，印欧日三个文化体多少有可资参照之处，牵涉到个人的选择时尤其如此。

然而，因于文化立基点的差异，调整的主力毕竟还得从自家寻。就此，从儒家的近乎独占，往释家道家禅家的位移，就是可以深切观照的文化议题。台湾也因如此，在面对死生时，就显现出不同于传统的一种安然。

这调整，既影响着文化的未来，又关乎每个人的存在，乃就是谈中国文化时无可回避且至关重要的课题，有心人合该在此有更多的观照与戮力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