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國文化的十六個關鍵詞 之12】林谷芳／詩——詩性的民族

宋‧梁楷〈李白行吟图〉：诗，是意象性的语言，心灵正好在此直抒。以意象直观，汉字为诗可说是自然之事，故历代诗词沛然大观，要有血有肉地谈中国文化，诗的领略绝不能少。梁楷此图写诗仙李白，就以最简约的笔触，直应诗的意象与诗人的才性。（图／林谷芳提供）

汉字的诗性

诗，是意象性的语言，是高度凝炼的文学形式，心灵正好在此直抒，它普遍存在于各文化。但谈中国文化，仍须特别谈诗，一定程度，我们甚且可以说「中国人是诗性的民族」。

这说，从现象看，是中国历史积累了大量诗歌，仅《全唐诗》就收录唐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多人，更别说整个历史长河。

会如此，根柢地，与汉字的特质有关。

汉字是表意、单音节文字，适合排比；字型上，它的图像性远比拼音文字强，富于意象，原适合诗的表达。

另外，汉语，书写上有个特色，是词性的不固定。绿，是形容词，但「春风已绿江南岸」，绿就变成了动词，这种词性特质与意象性合在一起，就好作诗。

诗者，吟咏情性也！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谈江西诗派，说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就因泥于文字，会以文害义；溺于才学，就虚矫我慢；以议论为诗，尤为不可，只能以情显理。

汉字「文与言」的分流使文字的诗性更浓。在白话文兴起前，汉字的「文」一向富于精炼性，虽不押韵，其实已近于诗。

正如此，文人为诗可说自然而成，诗赋在唐宋还成为科举的重要科目。不仅吟咏情性时为诗，连哲思也常以诗情抒发。

这「诗」，狭义的包含「古诗」、「乐府」、「近体诗」、「词」，以及元曲中近于诗词的「小令」；广义则及于「诗经」与「楚辞」。在许多人，则就指「唐诗宋词」。

诗词与其他韵文的不同，与它在节奏（词组带来的抑扬顿挫）韵律（平仄押韵）结构（字数、句数、对仗）等的讲究有关，这些被统称为「格律」，它使诗词的意象性更强，凝炼性更足，也更宜于记诵，以此而成为历史记忆，成为民族心灵的投射。

诗的生命寄寓（一）：人生感怀与历史喟叹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直举「不学诗，无以立」。这些作用「文」也都有，但诗凝炼性强，往往更能「入心」。

入心，文字美感外，核心的，还因深刻对应了生命中的诸种情怀。中国诗予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感怀、遣怀诗特多：

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苏颋〈汾上惊秋〉）

这样的人生喟叹，虽是生命走过一段岁月的必然，却更有着中国生命在「史的观照」下，面对「时空无垠，人世有限」的感慨。

正如此，咏古怀古诗多又是中国诗的另一特征。在此，以自己拟于古人，用前人映照自己，藉题咏怀，今古同叹：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骆宾王．易水送别）

而因身处极境，生命乃多所触发，离情、边塞、闺怨就成为诗的主题。

唐绝句压卷作就多离别诗，如：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

离别诗多，因安土重迁，一有离别，自然伤感。而中国幅员广大，在遭贬文人及征人身上，生离往往即同死别，边塞诗以其处境之极致，乃多夺目之作。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高适·塞上听吹笛）

闺怨诗则写女性际遇的清冷寂寥。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长信秋词）

当然，面对生命之起落，诗人也可以有超越于此的放怀与豁达：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

诗的生命寄寓（二）：放情山水与田园自适

人生感怀外，中国诗的另一块面，是放情山水与田园自适。

歌咏自然，在中国，因道家的自然哲思、历史的隐逸文化，以及「外儒内道」的生命吞吐，而有其特质。此类作品从魏晋的游仙诗、山水诗开始，其间有陶渊明之为田园诗人的典型，到唐而大成：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

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韦应物．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

诗哲一味

诗人常因纵浪大化而感受人世须臾，亦因人世浮沉而更思溶于大化，既以彼观此，以此思彼，乃具哲思，如杨慎的〈临江仙〉，孤篇就凝聚了中国人对历史的观照与感叹，乃至于回归后乐于田园的当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而将此置于更大时空，哲思愈浓者，还有张若虚「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中「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千古一问。

这样的诗人哲思，是人间性文明的一种特质，虽云哲思，更乃诗中有情，正「诗哲一味」。

「诗哲一味」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色，不徒托概念的厘清、系统的建构，而诉诸直观感悟，所抒自然带有诗性。如《老子》行文并无一定格律，却有诗的精炼与排比，正可韵读。而理学家虽建构完整之哲思系统，既少兴味之名句，与人的关系就浅。

道人之诗

说「诗哲一味」，哲人常义理深而兴味少，诗人常多人间而少超越。以此，更须谈道人之诗。

道人为诗，因诗是「直观」的领略，「道」的直证以诗说出，就较不失真。所写，不再只是哲人之思、诗人寄情，是道人生命的锻炼，是对道的「实然」直证。

禅就常以诗提撕学人，说「无心体道」是「始从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剑刃上事」，是：「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禅诗中，最不共的是写「开悟」与「示寂」的禅境诗，它是禅家直证而得的「现量」之境，雪岩祖钦的「开悟」是「藕丝窍里轻弹指，推出须弥第一峰。」元军刀剑临颈，无学祖元的「示寂」是「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面对此种气概，元军只能废然而退。

禅境诗非道人不能为，诗有禅味则不择道俗，王维辋川诸作，就句句「诗禅」。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禅诗外，道诗亦有况味，如吕洞宾所写：

独上高楼望八都，墨云散尽月轮孤；

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

正以宇宙为怀抱，方有此气概。

无月不成诗

诗人常以情喻景，以景写情，在主观心绪与客观景物间来回，其中，咏月诗正一大亮点，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道人之诗亦处处是月：「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身似寒空挂明月，唯余清影落江湖。」顺手拈来，就风华满篇。

中国人喜以月抒怀，因九州同月，正可千里无隔；月照古今，更起时空轮转之思。其间，可以有感怀，可以有谛观。从个人际遇到历史观照，从田园生活到纵浪大化，乃至于以月喻道体，由世情而超越，凡此总总，尽可有月。所以《全唐诗》中与月有关的诗就超过五千首，从此入，正可与中国情怀深深相扣。

诗与乐

就因诗能聚焦情性，所以章回小说每一章回就以诗起，戏曲中也以「定场诗」直接表述人物的情性与遭遇。中国画多题诗，它与画「互文而足」，苏轼推崇王维，就誉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与乐的关系又更早。汉字富音乐性，「诗乐一家」乃自然之事，所以「诗三百，可以歌」。但其后文字的凝炼却一定程度导致两者的分家。从汉至唐，除乐府诗外，其他诗体都更往文字的独立呈现走，音乐部分就保留在平仄、节奏及押韵上。

到了唐诗，文学性明显就凌越了音乐性，文字与音乐的结合在宋后才又成为主流。

宋词基本是以音乐为形式框架的，所以叫「填词」，诗的字句数一定，固好一气而下，音乐表达则需长短互见的张力变化，以此，就产生了长短句。

安史乱后，大量乐工流落民间，唱诗维生，长短句最初可能就以诗句中的部分叠句而成，后来形成了以音乐为本的体裁，最终成为宋韵文体的主流。

这是诗与乐结合的两面性，词情加上声情的铺衍可有更动人的能量，但长短句的一唱三叹、顿挫转折，往往也削弱了文字本身的意象性。

到元曲，歌的意味就常大于诗的意味，通俗生动，但文字的凝炼性、意象性也就不如前了。

格律与风格

不同的诗体，其美感，除字词本身的运用外，也与格律有关。五绝字少，最强调意象；七绝则气畅铿锵。律诗比绝句多出的四句正是对仗所在，这对仗有意有音，形成一种加成的呼应，最能彰显汉字单音节、词性、声调的特色，但排比既多，意象直抒就不如绝句。

写绝句，重要的是才性。过去七绝举「王昌龄、李白」，五绝举「王维、李白」，李白两者得兼，与他的天分就直接相关。

相对的，律诗在形式上既更为讲究，后天工夫乃更重要，李白笑杜甫：「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但律诗则公认以杜甫为最。

以诗词相比，长短句的词，其情宛转，较诸七绝之直畅、七律之铿锵就成对比，最可看出「诗以气胜，词以情长」。

这艺术的形式与时代的气象互为表里。苏辛词虽称豪放，但比诸唐王昌龄、高适之作，转折亦多。谈闺情、宫怨、离人，宋词喟叹常非诗所能比，可也往往格局变小，葛藤增多。

宋词之下，元曲乃至于明清戏曲，其唱工既委婉幽微，情浓，人就难免溺于其中。

唐诗、宋词、元曲

谈诗词，后人常就聚焦于唐诗宋词。

唐是诗的黄金时代，诸体兼备，诗风亦广被诸元，名家辈出。

唐诗一般分「初盛中晚」四期，也相应于唐国势的起落转折。各有代表性的诗人，如：初唐之陈子昂，中唐之白居易、元稹、韦应物，晚唐之杜牧、李商隐。

「盛唐」是唐诗的成熟时代。山水田园诗有王维、孟浩然；边塞诗有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此时更出现了后世尊为「诗仙」的李白及「诗圣」的杜甫，与诗禅的王维三人，就以诗高度映现了儒道释三家所举的情性与境界。

宋的文学成就，首推「宋词」。

宋词虽有南北宋词风的较大不同，如何分期则因人而异，大体而言，柳永、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是带领词风转变的关键人物。苏轼更使应歌之词转为独立的抒情诗体，结合词家之「缘情」与诗人之「言志」，使词由「歌者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

词的不好分期，跟「词与词人生命」间的特殊关系有关。相较于诗，词更多在美感寄情，少对应时代大局，如欧阳修论史严辨夷夏，却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就以词平衡了他现实生命中的礼教刚直。

唐诗宋词外，元「散曲」中，题裁近于诗词的「小令」亦可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就被誉为「秋思之祖」：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现代诗

从隋唐到明中叶，文学发展趋势其重心一路从士族文人到庶族文人再到市井文人，至元散曲，许多作品已趋向日常用语，而到民国，更有白话诗的产生。

白话诗因白话文运动而生，所以要求脱出格律，已难归入传统韵文的范畴，也让它与散文间的边际糢糊。

为免于此，现代诗常以独特的用字与断句，来加强作品的意象性，加大与散文间的区隔，但如此，也就拉大了与欣赏者的距离。如何能不晦涩而有诗韵，正是诗人才情的考验。

而民国之后的主要文体既在白话文，现代诗属小众，能成为共同记忆者也就更少。

诗的时代性与永恒性

历代的诗，都有自己的形式与体材，也一定与时代气象互为表里，但根柢地说，诗是吟咏情性之事，是从个人自身的「兴、观、群、怨」出发，写诗读诗，可以直接就是个人与诗的交涉，正如此，一提起某些观照、某些喟叹，多数人现在吟咏的仍是古诗。

传统诗能继续作用于当代，一来是文体应于中国人意象直观的生命特质，二来是抒写内容也映现着中国人在人生、历史、宇宙上的特有观照。可以说，从诗，最容易与中国人的心灵共鸣，要有血有肉地谈中国文化，诗的领略绝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