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國文化的16個關鍵詞 之10】林谷芳／胡漢新血的注入
明╱胡乐俑：唐三彩常见胡文化之沁染，从胡乐俑的「马上琵琶」到后世在「昭君和番」上的琵琶想像，正可以看出胡汉文化在性格上的不同，以此，若无胡文化的注入，汉族这农耕民族能否有其一定的昂扬心性，正是个疑问。（图／林谷芳提供）
族群的碰撞与融合
许多人以中国自来就是汉家天下，是汉人以其优异于蛮夷的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上国衣冠」。然而，只有在绝对封闭的环境中才可能有「单一民族的发展」，而这封闭性，也必使该民族很快到达它发展的极限。就以日本这「基本」属单一民族的文化体而言，若无大量吸收唐宋文化，近代更得力于西方文明，怕不依然是位处大洋中的前文明聚落。
但在此，中国则较为特殊。中国所处地理区相对封闭，中国文明则是在这相对封闭的地理区所产生的原生性大文明，正如此，它的发展具备一定的独立性，长期下来，甚且就沉淀出与其他大文明不同的基底特质。也因这地理的相对封闭，它乃长期独领风骚。
正因长期位居「上国衣冠」，与四方民族又常有紧张关系，宋之后更「严夷夏之辨」，谈中国文化者乃较少关注族群间的文化往来，若有，也多聚焦中国对近邻的文化输出，少观照其他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其实，去掉这些，中国也就不是当今的风貌。其间的碰撞融合，远比多数人想像的更为重要与频繁。
明╱胡乐俑：唐三彩常见胡文化之沁染，从胡乐俑的「马上琵琶」到后世在「昭君和番」上的琵琶想像，正可以看出胡汉文化在性格上的不同，以此，若无胡文化的注入，汉族这农耕民族能否有其一定的昂扬心性，正是个疑问。（图／林谷芳提供）
「国族天下」中的异质因子
先民时代，许多部族就以自己位居世界中央，不同族群间更常存在着紧张关系，甚至为领地、生存，而相互攻伐。
这样的攻伐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已经发生，它是农业文明自身的多元互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部族战争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以及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由此奠定了他共主的地位。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指黄帝在打败炎帝和蚩尤后，巡阅四方，「合符釜山」。此「合符」，被认为不仅是统一符信，确立结盟，更从诸部族图腾身上各取一部分元素：蛇身、猪头、鹿角、牛耳、羊须、鹰爪、鱼鳞，创造了新图腾——龙。
「北逐荤粥」，则说明了不同「民族」间在当时也已有了战争。
「合符釜山」，开启了部族融合之路，不同氏族既可合为一族，往后在「家国天下」观念的支撑下，相同模式自然可以继续复制。后世，这种模式更及于与四邻非农业民族的融合。
就以维系「家国天下」的重要纽带——宗族来说，中国人强调百川同源，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所以「家国天下」一体。但其实，中国姓氏有些原本就是外来的，即便汉人的固有姓氏，同一姓中，也可以有不同的民族来源。
这种一姓多元，主要来自赐姓与改姓。赐姓多因政治有功而受封，拓跋氏，唐朝皇帝便赐予李姓。改姓则多因避祸，司马迁下狱后，同族纷纷改姓，有改马姓冯者，有改司姓同者。
汉族内部的改姓外，异族因融入而改姓更为大宗。北魏孝文帝改制时，大量的鲜卑族改为汉姓，国姓拓跋也改用元姓；宋时的契丹国姓耶律氏、金代国姓完颜氏，汉化过程中也相继改为苏、颜、符、汪、王等姓氏；满清爱新觉罗、叶赫那拉氏、钮祜禄氏也有很多改姓金、伊、洪、德、舒的。
讲求宗亲血缘的姓氏都有如此的异质因子，其他就可想而知。
前期的胡汉碰撞
谈民族往来，考古证据可溯得更早。红山文化的胡人雕像，让人推论五千多年以前，以辽西为代表的中国与西方已有往来。西元前15世纪，中国商人就已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和阗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
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妇好）坟茔中有产自新疆的软玉；陶鬲、丝织品在商周时传去西方。青铜剑则在西元前一千纪传入；安阳车马坑证据也说明马车技术来自欧亚草原西部。到战国，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
周代已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称，周宣王「北伐西戎，东征淮夷，南讨荆蛮」，用兵过勤而导致周室衰微，西周之灭就因于犬戎。
也因胡汉关系紧张，孔子肯定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春秋时，齐、晋、秦、楚都已辖有许多少数民族。战国的赵武灵王更就以胡服骑射壮大军事力量。
与匈奴的关系成为汉代最重要的国防问题。为求攻伐胜利，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为求和平，更有和亲政策。
大量的胡文化进入中国，主要在南北朝。此时胡人的汉化尽管是更显性的现象，但「胡化」也相对存在。
后世总将重心放在承袭正朔且文化鼎盛的南朝，但北朝石雕佛像的艺术性睥睨历代，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四大石窟的开凿营造，都与北朝密切相关。北方的胡汉交揉更为隋唐的开阔气象做了重要的铺垫。
隋唐的胡汉竞秀
隋唐是胡文化堂而皇之进入中国的时期，出身关陇集团的唐室「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是所共知」（陈寅恪），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近三百年，共用了二十三名胡人为宰相，为官者更远大于此数。
唐的胡汉交融，最直接映现在国都长安。长安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更有以商业区东市与西市为中心的胡人区，胡汉交流密切为历史之最。
城市生活如此，宫廷艺术亦然。
唐代是中国乐舞最发达的时代，代表性的「燕乐」，合歌舞乐于一体，为迎宾娱乐而设，场面浩大，形式繁茂，胡汉同台。太宗时设有「十部伎」，就有八部为胡乐。唐代最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有一说就来自婆罗门。
唐代有历朝最大的乐官制度，玄宗时立有教坊与梨园，皇帝亲为梨园教席，乐官多达数万人，精者尽在燕乐，音律不精者才降级入奏「礼乐」。
唐在音乐文化上融合的景象，正是当时整体文化样貌的具体投射。
敦煌遗产
然而，西域与大唐密切的经济文化关联，后世很长一段岁月却被忽视。
因忽视导致遗忘，典型例子在敦煌。二十世纪初，因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的「文物掠夺」，才让世人重新认识到它的存在。
敦煌是西行入大漠的最后一站，也是东来中土的第一站，在此商贾、旅人、求法者将自己命运寄诸佛菩萨，成就了璀璨世界的洞窟艺术，其中一些作品固臻历史巅峰，总体更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佛教信仰与胡汉交流。
丝绸之路的往来是全面的。中国由此输出丝绸、瓷器、金银器等豪华制品，许多人认为造纸与印刷术、井渠技术及穿井法也由此西传；输入部分则更为丰富多元，这里有珠宝，有葡萄、苜蓿、石榴、胡豆、芝麻、胡瓜、大蒜、核桃、香菜、胡椒、胡萝卜、菠菜、棉花、西瓜等农作物，艺术更是其中的亮点。当然，最重要的，是佛教的传入。伊斯兰教、景教也在此时进入中国。
而通婚，更直接让中国的人种基因产生变化。
唐代是胡汉和平往来的巅峰，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它与唐代的繁荣开阔，互为因果，开启了中国公认的盛世。但对唐代，后世的了解也常片面。
宋的夷夏之辨
所以如此，宋是关键。
宋是汉本土文化复兴的时代，举凡周之后传来的东西尽在摈斥之列。隋代，有些胡乐器已参与礼乐，唐太宗以「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命张文收等人「为之折衷」，作《大唐雅乐》。
宋则只强调复古，尽去雅乐中的胡乐器。朱熹就以「唐源流于夷狄」。欧阳修与宋祁编修的《新唐书》，去掉了《旧唐书》千余笔的佛教资料，找不到「玄奘」与「一行」的记载。玄奘是西行求法的「历史一人」，一行则是真言宗传持八祖之一，唐「大衍历」的修编者。相对于此，却转录了韩愈文16篇，包含无奇伟事迹，县尉石洪的墓志，清代史家钱大昕就批评收此「谀墓之文」。
宋彻底的汉文化本土运动，是儒家自觉长期被「压抑」后的反弹。
说自觉被压抑，是因魏晋南北朝到唐，儒学仍是朝廷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并非如儒者感受般的边陲。然而，既以道统自居，魏晋的玄学发达、隋唐的佛学兴盛，就是种不能接受的贬抑。这贬抑从魏晋到五代长达七百年，有机会反弹，力道正可想而知。
这反弹，映现为宋的本土化运动，其大者，在官方有礼乐的回复周制，哲思上宋儒的辟佛，史学上官史的去胡。
民间的融入——以琵琶为例
然而，官方如此，民间却不然。文化的融合渗透到生活，日用之事如食物、香料、胡床、胡服，并不会有意识地去排斥。即便与精神层面相关，只要不让它进入庙堂，也就能在生活中「自然」存在。琵琶正是个例子。
琵琶是胡乐中国化的结晶，与琴分庭颉颃，唐琵琶音柱仅四柱、横抱、拨弹，明琵琶则十三柱、直抱、「废拨改弹」——以手指弹奏，琵琶由此成为中国指法最复杂的演奏型乐器，武套经典《十面埋伏》据信在明代就已完成。这种「本土化」的发展过程合该大书特书，但从五代到明，约四百年间，琵琶的发展却完全不见记载。但不载，并无碍于它发展的事实。
四邻民族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注入
宋的纯化，使后世忽视了四邻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就此，因族系多元而分散，南方民族的沁入常具地域性，主要增添文化的多元色彩。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亲鬼好巫、浪漫主义，与中原文化明显有别。
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影响则较直接而全面，「南下牧马」，甚至建立国家，五胡十六国、元代、清代外，还有朝祚较短、版图较小，五代十国中的后唐、后晋、后周、北汉。
影响有实质的，有心理的，实质的是朝代的更迭、疆域的调整、风俗习惯的引入。心理的则是，北方民族「入侵」成为农耕文明被迫调整自身体质的一种「刺激」，由此，有昂扬心性的激起，也加强了汉族的我族意识。
北方民族的影响主要在政治军事，西北民族的影响更多是文化输入，其最大者就在佛教。
佛教的传入
佛教的传入，是中国近现代前唯一一次较深地面对另一个大文明。从基底的宇宙观到实际的历史进程，印度所建构、认知乃至于接触的世界都较当时的中国为广，佛教能影响中国，这也是个原因。
历史上，译经师许多是异域人士，鸠罗摩什所译经典，如《金刚经》，更为后世所依。异域行者如佛图澄等则依其行持，让大众起信。
佛教的影响是全面的。修行上，它刺激了道家全真的「仙佛合宗」；超越性上，它补足了中国人间性文化的不足；哲思上，它建构的宇宙观、生死观拓宽了中国生命的向度；文化上，它成就了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佛教文化；佛教艺术外，它又以禅思浸染了文人的作品意境；语言上，中国声韵系统的建立就与其有关；白话文的发展它是前导，它的讲唱又影响了戏曲的形成。
从「胡汉」到「中西」的转变与调整
总体态势上，中国之完成，是以汉为主，以胡为副，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构而成的文化体」。历史上中国总自居「世界中心」，但鸦片战争后则有了根本改变。
面对海权、工业文明的西方，中国处处居于劣势。当输出变成输入，核心变成边缘，「胡汉」这历史用词已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中西」。
这波「中西」接触，为何中国会丢盔弃甲，论之者众。就此，「严夷夏」的保守态度是其一；文化极具特质性，与其他文明的融合不容易，亦是其一；历史中，中国并不曾有过类似经验，又是其一。
正如此，以中国为世上唯一绵亘逾四千年而不绝之文明而自傲，仍是当今常见的论点。
绵亘不绝是事实，但中国文化既长期在相对单一的环境中成长，亦难免于演化上「物种特化」的困境。相对的，尽管西方文明，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一个个在历史中消失，但这消失，却正是一次次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西方也就在这一次次的文化碰撞融合中壮大。这是一个必须跳脱过去「胡汉」层次才能照见的问题。
然而，即便只谈「胡汉」，我们也仍可看到，中国历朝版图局促时，总高举华夷之辨，比如东晋、刘宋、南宋，其结果反常令自己愈形紧缩；版图辽阔时，则较少严华夷之辨，如秦、汉、隋、唐，由之且益添风华。以此，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既始终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气象，面对前此未有的困境，要封闭或开放，正不言自明。而在此，如何重新观照自己的立基，以做出应有的位移，正是我们面对冲激时必要的一个切入。